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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护地组织参及征地公共决策问题探究 （浙江财经学院，杭州310018） 摘要：通过研究农村护地组织参与征地公共决策的必要性和参与方式，以浙江省临安市龙令镇作为研究个案，寻找有利于农村护地组织健康成长可借鉴的现实根据。从“第三部门”参与征地公共决策角度切入，分析农民组织在征地决策中的参与“度”及其效应；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探讨农村护地组织在参与征地公共问题决策中健康成长的机制。 关键词：征地；护地组织；公共决策；临安市龙令镇银秀村 中图分类号：F301.22 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11）23－０023－02 引言 自20世纪以来，世界人口的急剧膨胀引发了粮食短缺、住房紧张等重大的社会问题。在剖析这些问题的起源从而寻找解决措施的过程中发现，土地是各种社会矛盾爆发的导火索。土地的供给保障和征收制度在稳定粮食产量和解决住房问题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研究我国征地问题时发现，随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民在日益激烈的征地矛盾中的权益时常受到侵犯，社会矛盾被再次激化，自杀、自残、示威等过激事件频发。农民群众在护地失利后自发成立了护地组织，而护地组织参与公共问题决策对维护农民自身权益、缓解土地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护地组织参与征地公共决策现状 （一）现状分析 在中国，农民一直被称为“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由于政治地位低下、缺乏真正属于自己的组织，无法与基层政府和其他社会集团平等对话，农民权益常常受到侵害。 村支部与村委会是目前中国农民唯一能参与部分公共决策的组织，被称为农村的类政权组织，但在实际运行中它们却表现出浓厚的行政化倾向， 与制度赋予的“草根性”严重背离， 不仅不能很好地维护农民权益， 在不少地方反而成为冲突的根源[1]。护地组织是农民护地失利的产物，这些组织目前面临着难以参与公共决策的困境。首先，政府有关部门不认可，并且予以不同程度的打压，一些地方官员认为农村护地组织参与公共决策存在严重的隐患；其次，农村护地组织参与公共决策的渠道狭窄。目前，农民护地仅有的渠道是上访或信访。 村支部与村委会不能很好代表农民利益，农民自己组建“政治组织”不能得到承认，而农民不能有效参与公共决策，自身利益就无法得到保护[2]。因此，既维持政府建设性要求，又满足农村护地组织参与公共决策的要求，使护地组织与地方政府达到利益均衡，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二）参与征地决策的必要性 土地征用问题不仅是土地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法律问题，是中国土地征用制度中亟须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征地引起的一系列悲剧成为了现如今“和谐社会”的最大毒瘤。究其根源，是作为利益相对方主体的被征地人在征地赔偿中话语权的缺失。当农民土地被征用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安排，导致视土地为命根子的农民产生了强烈的护地意识时，便产生护地组织。所以无论是对“公共利益”界定的不透明，或是对“赔偿标准”估价的不公平，征地过程中适当的公众参与是对此不透明和不公正的最好救济[3]。 由土地征用现状分析，村民自治组织与制度赋予的“草根性”严重背离，农民护地组织缺少护地途径，暴力冲突难免发生。护地组织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表，参与征地公共决策是保障农民的话语权，促使了村民民主参与，是保证政府征地政策合法、合理并有效执行必要途径。 （三）龙令镇实例调查 龙令镇位于县城的西南面，北面与城关镇接壤，东面设有县级工业开发区。工业园区所占土地均为基本农田，经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订，全部降为一般农田，为征用铺平道路[4]。由于公共利益界定模糊，龙令镇征地矛盾尖锐，护地组织运动高涨。龙令镇银秀村田地稀缺，平均每人水田仅0.4亩，园区征用补偿费仅3.2万元每亩，仍需拖欠5年，失去土地，银秀村民上班无岗，而不合理的征地补偿费根本无法保障村民的后续生活，因此，银秀村民拒绝土地被征，村民与征地部门的矛盾激化，发生多次暴力冲突。银秀村村长违背民意，签署被征协议，激起民怨而被罢免，村民在王纯海与盛二安的组织带领下，结合自身现状，积极学习法律知识及土地政策，组织上访共发信6封，结果石沉大海。但银秀村护地组织任然抵住了强征土地的浪潮，维护了村民的利益，在征地冲突中取得了初步胜利。 农村护地组织普遍存在文化素质低、自我保护能力弱、缺乏法律知识等缺陷，加上信息不对称与制度不健全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在征地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很难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农村护地组织缺少护地途径，暴力冲突难免发生，实质上征地部门强征土地只是暴力冲突的诱因，农民不能参与征地决策，任人宰割自己的土地才是他们奋起反抗的主要原因。因此，农村护地组织参与公共决策，掌握自己土地的主导权，是农民组织走向胜利的突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