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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大国之路，这是一个关键性时刻 【摘要】开放是双向的，不仅要走出去，还要回得来。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过去的数量经济依靠的是经济本能，今后的质量经济依靠的是专业精神。 在全球权力变迁的大时代中，中国怎样看待自身的能力增长以及对外部世界作出有效的回应，已经不仅是中国的发展问题，更是必须要负起的大国担当。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秩序观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全球的未来和走向。 　　　　 　　中国的世界秩序观 　　随着中国日益“走出去”，不同国家之间的世界秩序观难免要发生碰撞，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碰撞，无论对国际社会，还是中国自身的未来成长都影响甚大。那么，中美共同建立一个不同于战后秩序的新机制也是可能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个固定的世界秩序观，而是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当代中国所认同的世界秩序的主体就是联合国。在今天的世界大国中，很少像中国这样看重联合国。对中国来说，联合国是平等国家的联合体，应当体现民主原则和包容性。追求国际秩序的民主化，这是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这一认识现在仍然没有发生改变。 　　以联合国为主体的世界秩序是美国主导，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对美国来说，联合国、世界银行，这些都是她的工具。现在，联合国的某些方面已经不重要了，世界贸易组织也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美国才会去追求构建TPP和TTIP。反观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强调比美国更加积极。很多国际活动也在联合国构架内进行，包括联合国维和部队、核不扩散、气候环保等等重大问题领域。美国开始觉得战后秩序要变，但是除了联合国主体秩序之外，没有其他组织可以替代，所以开始寻找一个新的机制。美国对联合国和国际贸易组织等的兴趣似乎越来越小，而把重点转向联盟建设，包括军事战略同盟和经济战略同盟。 　　战后秩序已经发生了改变，美国和联合国的关系，美国对日本的态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中国是不是也应该考虑联合国之外的体制？要维持现有体制的话，这个体制应该发生哪些变化？这些都值得考虑。 　　中国要维持战后的体制，美国要改变战后的体制。两种世界秩序观是有分歧的，但我认为中美两国要共建一个世界秩序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就中美两国互动来看，未来世界秩序的发展有两个方向。第一是巩固现存的平台和现存的秩序，第二是建立新的国际平台和秩序。就第一种情形来说，美国不会容许中国脱离现存世界秩序，而中国本身也不会离开这个秩序，这表明中美两国仍然可以继续在现存世界秩序内部互动，或者合作，或者斗争，斗争中含有妥协，通过斗争达致合作。就第二种情形来说，中国和美国需要构建更多新的互动平台，共同来维持现存世界秩序甚至共同建设一个新秩序。 　　就区域秩序来说，亚洲的安全秩序处在美国的主导之下，经济秩序由中国主导，在这样一种分割的状态下，中国同样有不少作为空间。 对两个国家来说，这样的秩序安排都面临挑战。美国的秩序太强调安全，中国的秩序太强调经济。这两个秩序反映了中美两个国家对世界的不同理解、两种不同的世界秩序哲学，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不过，美国强调以同盟为基础的安全秩序最近遇到了很大的挑战，这也是美国恐惧中国的地方。美国的这些盟友尽管在安全上还靠着美国，但是经济上跟中国越走越近。中国主导的秩序其实也面临问题，就是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怎么保证经济利益不受损害。 　　事实上，美国以安全为主导的区域秩序和中国以经济为主导的区域秩序，有很大的互补性，都需要另外一方。现在看来，两个秩序尽管有冲突，但是如果两个国家能找到共同利益的话，中美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就会前进一步。中国如何借助美国的安全秩序来维持自己的经济活动，美国如何借用中国的经济能力保证安全秩序的持续，怎么样把两个秩序整合起来，我认为有很多的合作空间。如果合作好的话，是一个非常可以持续的区域秩序。最低限度就要求美国不要恐惧中国经济能力的增长，中国也不要太恐惧美国的亚洲存在。 　　 　　中国处在了一个关键时刻 　　新型大国关系能否构建成功决定了世界的走向，正因如此，很多解读都把习近平最近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跟1979年的邓小平访美相提并论。 　　把习近平访美和邓小平访美相提并论，我认为是因为中美关系又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 　　1979年邓小平访美，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当时中国国内“文革”结束不久，全世界的华人对中国内部发展的方向忧心重重，而外部的背景是美苏关系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是国际关系的大局，中国站在哪一边，这是西方一直关心的问题。所以，1979年访美是邓小平对内政外交的一个布局。今天，以美国和西方的角度来说，中国也是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就是内部和外部往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我以前也说过，中国1949年以后，毛泽东30年，邓小平30年，现在习近平将考虑后面的30年。 　　邓小平访美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就是延续邓小平路线，韬光养晦，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不仅是对传统的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