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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死——访当代海外著名散文作家王鼎钧 采访札记：2009年五六月间，张冠梓两次前往纽约法拉盛采访王鼎钧先生。王先生近90岁依然挺拔，清瘦而硬朗，睿智而健谈，高高的身架和从容的动作给人一种闲云野鹤、舒适优雅之感。张冠梓回国后，直到2013年初，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对王鼎钧先生进行联络采访，进一步丰富、更新和完善了访谈内容。 受访者：王鼎钧，男，1925年4月生，山东省苍山县兰陵人。笔名方以直，当代著名华文散文作家。他1949年去台湾，1978年赴美，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之聘，任双语教程中心研究员，编写美国双语教育所用中文教材；退休后，定居纽约。王鼎钧一生淡泊名利，力求穷毕生之力于“写出全人类的问题”，成就卓著。他丰沛的内在能量，不渝的创作忠诚，对散文艺术的努力开拓，终使之成为一代散文大家，被称为台湾十大著名散文家中成就最大者，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崛起的脊梁”。 采访者：张冠梓，男，1966年8月生，山东省苍山县层山人，法学博士，研究员。　　 ? 　　1文学“蝴蝶效应”永不消逝 　　佛家有个说法，我们的言语造作都是“业”，“业果”永不消失，胡适有一篇《社会的不朽论》，就是申说这个主张。现在又有所谓“蝴蝶效应”，我对文学仍然有信心，我写回忆录就是要做一只蝴蝶。 　　 　　张冠梓：王先生您好，很荣幸获允采访您。上次拜访您时，您送给我的《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等几本书很好。刚读就觉得有放不下手的感觉，虽然我离书中所写的时代隔了好几十年，但是写的事，包括那些俚语、饮食习惯、风土人情，都是相似的。读完后，我打电话给我母亲，并将您的文章念给她听。我家也是苍山的，母亲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与您相比略晚一些，但基本差不多。她听我读了以后，说您书中的文化味和乡土民俗味特别亲切。笔下描述的，就是他们小时候的那种生活。我想知道您下功夫写这个的初衷是什么。 　　 　　王鼎钧：多谢您的访问。敬问令堂大人安好。我写这些回忆录的目的，就是觉得自己活了一辈子，对生活、对后代应该有个说法，有个交代。把我的经历、遭遇和思考留给后人，我想总会有人看的，说不定会有点益处。 　　 　　现在文学并不能直接影响或者改变社会，而且据研究表明，过去那些关于文学对社会的巨大影响的不少说法都是夸大的。例如，林肯解放黑奴是受到一本书的影响。实际上，林肯也只是在演讲里面提到某一本书，他解放黑奴是因为他理解黑人的痛苦。 　　 　　因此，有些写文章的朋友灰心了，甚至宣布文学死亡。佛家有个说法，我们的言语造作都是“业”，“业果”永不消失，胡适有一篇《社会的不朽论》，就是申说这个主张。现在又有所谓“蝴蝶效应”，我对文学仍然有信心，我写回忆录就是要做一只蝴蝶。 　　 　　张冠梓：您是海内外读者都熟悉和喜爱的作家，许多读者都想多了解您为何立志从事文学创作。您在回忆录中略有交待，可否在这方面加以补充？ 　　 　　王鼎钧：我读过几本名人传记，作传的人从心理学的角度述说传主的一生。我现在模仿他们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因为我从小就在教堂里听牧师讲道，因此有很强的发表欲。但是人的发言权和他的社会地位成正比，我哪有机会？后来我发现有一种人，他的社会地位也许很低，但发言的机会却很多，这种人就是作家。我读《从文自传》，沈从文的职位很低，但是他的作品登在各大报刊上，对我影响很大。 　　 　　也许这样想下去可以解释一个现象：文艺小青年都是先写诗，而我先写杂文；杂文本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文体，而我是“童工”。抛开天分不论，单就满足发表欲来说，诗暧昧，小说迂回，还是杂文直接了当。我在1946年就把杂文投给东北、华北的几家报刊，赚微薄的稿酬，补贴老父的生活费。1954年我就在台北的一家日报上写杂文专栏，引起社会关注。 　　 　　当然，这不是全部答案。我在回忆录中说，依我的性格，适合做法官；依父母的期望，我应该做医生；要想如愿，必须受完整的高等教育。可是我在应该读书的年龄做了些什么？只有作家不讲学历，不限资历，只看你的三篇文章两首诗，我只有这一条窄路，这一条险路。我庆幸文学救赎了我，使我免于沉沦。我也庆幸后来能更进一步，超出杂文的局限，窥见艺术的殿堂。 　　 　　张冠梓：依照您的说法，您的文学生活是在台北正式开始的。在回忆录《文学江湖》中，您具体而微地刻画了一个作家成长的历程，这在近代作家的传记中似不多见。您由一个初中毕业的流亡青年，逃到陌生的台湾，能够立定脚跟，在广播公司主持节目制作，在民营报纸担任主笔并主编副刊，先后在4家大专院校兼职授课，长期担任3家文艺奖金的评审，一路走来，很不容易。现在可否总结一下，您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王鼎钧：说到“成功”两个字，我就汗颜了。一言以蔽之，遇见好人。我说过，“每一座地狱里都有一个天使，问题是如何遇见他”。（下面一句是：“每一层天堂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