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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园瓷话·弘治民窑青花牡丹纹浅识明代弘治、正德时期的民窑青花，有一种大花、大叶的缠枝牡丹纹，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纹样。因为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没有断代标准器，以进行类型、纹样的对比，也就不能清晰地判断弘治牡丹纹的特征，所以，拙文《弘治青花的装饰艺术》(载《收藏界》2011年第11、12期)未予分析。本文试从弘治时期陶瓷文化的背景下一种特殊的传承关系着手，结合正德朝的相关资料，专题讨论此一时期的民窑青花牡丹纹。 有纪年或款识的纹样资料：一、“青花孔雀凤凰牡丹纹碗”(北京故宫藏)有“壬子年造”款。根据器物各方面的特征判断为弘治五年(1492年)的产品。描绘的纹样是在“一只鸾凤，一只孔雀”之间有牡丹、坡石、小草，虽逸笔草草亦自然生动(《景德镇陶瓷》1986年第3期，叶佩兰文)。二、“折枝牡丹纹碗瓷片”(图1，南京博物院藏)，有“正德年造”款。钩线、洇染，青料水份饱满，色调匀净，花叶形态简单，画法草率随意。以上两例的形态特征与风靡一时的大花叶牡丹纹没有可资对比之处，故对我们讨论的问题缺乏标准器的判断价值。 对比纹样：大花叶型(图2，菲律宾藏)，装饰于盘心，花冠两层瓣，形态圆浑，瓣沿有裂，极浅，略作一示意而已。中心留白处画花丝，没有花药。花瓣上填色留白边。大叶有多裂，多为五出，叶尖，大都为翻转状；先画好鱼骨样的叶脉，再在两侧填色。花叶上填色的青料水饱满，用小笔填色又含水多，故有许多小笔触且留积料的痕迹。花四周有以变形卷草纹的局部形态为单元，由7组相连构成的纹样。这组样式特异的纹样与带有“大明正德年制”官窑款的“夔龙纹碗”内心的纹样(图3，伊朗国家博物馆藏)比较，样式完全相同，都形态纤柔，线条细腻，色调淡雅，风格一致。所以图2应属正德年间的产品。那末，中心的牡丹纹就是典型特征之一。 《弘治青花的装饰艺术》一文分析“菊石图”时，以弘治十一年(1498年)纪年墓出土的圆盒(直径约14厘米)盖面上菊石图为标准，认定与其相似的盘上同名纹样也属弘治之作。“牡丹湖石图盘”(图4，景德镇佳洋陶瓷有限公司藏)，口径54厘米，与上两图比较，虽然题材不同，画面也更大，但构图相同，都是四朵大花较匀称地分布在湖石两边；叶较小，散点式分布在花与花的空间，花叶大小对比分明。用笔流畅，运笔迅疾，画意生动，娴熟自然，工艺技法和艺术手法都一致。盘内壁的缠枝莲叶为仿元代而略作修改的葫芦彤，粗茎上有成串的叶芽，这两处是弘治的典型特征。根据以上相似的几方面分析，此牡丹图应是作者将同时期的“菊石图”作为一个样式，变换题材，绘制出新画面。基于以上的推断，再回过来看“牡丹湖石图”上花叶的特征，并与正德牡丹纹作一番比较。图上花冠椭圆形，硕大，正仰伏，故花心偏上；有的花瓣内外分两层，下端花瓣达三四层之多，瓣沿有多裂且深，翻卷多姿；扇形的花心有花丝、花药(点圆形)。叶片稍小，多为五出，未见有翻卷，鱼骨状叶脉。湖石耸立，钩线画轮廓，中留空洞(与弘治“菊石图”同)。因器型大，故需用大笔填色，含料水丰盈，特别是石上的填色，纵横涂抹，有明显的大笔拓抹的痕迹；浓料涂抹后又见有淡料洇染，表现湖石凹凸、转折、阴阳、向背的立体感。有鲜明的“空白期”青花瓷画的画意。画风雄健、恢宏、泼辣、大气，也体现了此时经常用瓷画的手法彩绘大型器物坯体，练就出娴熟的技能。花的形态与正德的相似，但姿态生动丰富。叶则少翻卷，叶脉相同。画法不同，填色相似。一方面是图画与纹样的性质不同，另一方面是前者继承“空白期”的画意，后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简化，也缺乏画意。 我们再把视野扩大，从弘治时代的陶瓷文化角度观察，弘治民窑文化越过成化朝，直与“空白期”(此文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视为一时期)对接。第一，两个时期器物造型的特征、装饰的内容与形式，青花彩绘的工艺与艺术等对比，都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而且，“空白期”许多纹样又有元代的某些特征，故弘治的纹样又有元代特征的一些遗韵。第二，弘治民窑与“空白期”两个时期的大量器物，都在东南亚各地传世或在我国南海周边海域的沉船中打捞出来，由此推断，两个时期必定具有外销瓷的性质，带来文化艺术方面的相似性，因此产生隔代衔接的传承关系。成化、正德两个时期民窑都缺乏以上两大要素，于是，在成化、弘治、正德的一个历史阶段，弘治民窑显得特立突兀，许多纹样风貌特征迥异于前后两朝。在这个文化背景下，更可确信图4不是孤例，应有许多相似的器物与纹样，此器只是当年因残破的遗弃物之一，今天重见天日，再次体现它的史料价值，那就是以它为参照物，引出本文重点分析的“大花叶”型牡丹纹，将相关纹饰作对比分析： 缠枝牡丹纹折沿盘(图5－1，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口径50.8厘米，明代中期以前，民窑的盘类器物超过50厘米的只见于元代和空白期，此盘造型与元代、空白期相似。盘心绘四组缠枝牡丹纹，内壁一周绘七组缠枝玫瑰花。盘外壁(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