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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及视角下民族旅游地发展共生机制探究摘要：在共生理论的基础上，以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尝试对傣族园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和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为解决旅游区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协调问题提供借鉴。依据共生理论，在全面分析傣族园共生冲突和目前的共生模式基础上，提出对称互惠一体化模式为利益相关者理想的共生模式，然后从利益表达、利益分配和利益保障三方面来构建利益相关者的共生机制以实现目标。 关键词：共生机制；民族旅游地；社区参与；利益相关者；傣族园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以来，旅游区各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协调问题一直倍受关注。从目前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对民族社区实际的参与能力、多元化参与需求及利益分配等问题的深度研究较为缺乏。利益诉求的落脚点不同，导致各利益主体的各种状态下的竞争抵触，甚至直接的暴力对抗。同时，社区居民作为弱势群体，其利益正不断受到侵害，民族社区自身经济水平和传统习俗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弱势地位。这既影响旅游活动的正常进行，也影响民族经济的发展。为此，本文尝试引入共生理论，从对称互惠共生一体化模式的角度破解民族旅游地因利益矛盾导致的制约旅游发展问题，并且在分析民族社区实际的参与能力与多元化参与需求的基础上，构建民族旅游地的共生机制。 一、理论基础 （一）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民族旅游地特指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旅游目的地，民族旅游地的旅游产业或成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或已成为支柱产业，对当地经济具有重要影响。作为一类特殊而广大的地区，民族旅游地有以下特点：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创造的文化遗产是旅游区的的核心吸引物；社区居民受教育程度低，经济发展水平低，居民经商水平普遍较低；具有不同于汉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意见表达途径欠佳，表达机制不完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不强，致使其存在多元化的参与需求。 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被组织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群体或个人(Freeman，1984)。在旅游业中，企业追求的是经济利益；旅游者想要的是理想的产品、适宜的价格、足够的安全性和适时推出的新产品；社区考虑最多的是合理的收益分配、大量的参与空间、地位的体现；政府的出发点为提供就业、支付税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于利益诉求点不同，旅游地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之间、公司与社区居民之间、社区居民与政府之间存在各种难以协调的利益关系，导致各种形式的冲突，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民族旅游地多采取在政府引导下引进企业进行开发的模式。在旅游开发和经营过程中，民族旅游社区的特殊性决定了社区居民多数情况下处于弱势叠加的地位，导致利益受损，既影响旅游活动的进行，也不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 （二）共生理论 共生的概念最早由德贝里(Anton Debarry) 1879年在研究真菌时提出，后经范明特(Feminism)、布克纳(Phototoxic)发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从理论上讲，共生是指“两个不同物种的有机体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在共同的生活中双方均获得利益，但彼此不能分开单独生存”。亦即，共生是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吸引和合作，是自身状态和性质的继承与保留，是共生体的相互补充和依赖。共生过程是共生单元的共同进化过程，其本质是协同与合作。近年来，将共生理论应用于旅游研究的成果日益增多。钟俊、吴世辉分别运用“共生”的内涵来解释旅游共生的实质，吴泓和顾朝林、陈学强、韩芳、王东红将其应用于区域旅游竞合、资源整合开发研究中，王凯、王维艳提出了“边界共生”的思路，宋瑞、杨桂华将共生理论引入单一旅游地利益主体研究，但对民族旅游地利益相关者进行研究的尚较为缺乏。利益相关者之间因其利益交互性可将它们视为一组或若干组共生单元，并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以某种共生状态呈现出来。有鉴于此，本文以共生理论为根基，在民族旅游地利益相关者的前提下，基于民族社区的角度，通过个案分析，探讨民族社区特殊性下的共生模式，在最优共生模式的提议下，从利益表达、分配和保障三方面来构建共生机制，为解决民族旅游社区参与的利益分配问题提供依据。 二、研究区域概况 （一）傣族园景区发展现状 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以下简称傣族园）位于距景洪27公里的勐罕镇政府所在地，为AAAA级景区，是西双版纳州集中展示傣族宗教、历史、文化、习俗、建筑及服饰饮食等的特色景区。1998年，东莞信益实业总公司投资开发傣族园，2000年广东信益实业总公司退出股份，由橄榄坝农场和昆明宜良南洋建筑公司合股建设经营和管理景区，两家每家经营六年。2011年，景洪市城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与西双版纳傣族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傣族园公司）签订协议，城投公司以51%的股份控股傣族园。按照协议，5年内双方合作投资2亿元以上资金，打造AAAAA级景区，全面提升软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