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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侵权下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合理限度问题探究【内容摘要】安全保障义务的立法规制，经历了从合同领域到侵权领域的一个转变过程，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颁布施行之前，几乎所有与安全保障义务有关的案件都是通过合同法上的附随义务得以解决的，比如被视为“安全保障义务第一案”的上海银河宾馆案。2003年《人身损害赔偿解释》通过，其为在侵权领域框架下解决安全保障义务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2009年《侵权责任法》通过，其进一步奠定了安全保障义务在侵权领域的规制基础，欣喜之余发现，虽然无论是《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还是《侵权责任法》，都对安全保障义务进行了规制，但对于如何判定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要么没有规定，要么规定得过于宽泛，不利于实践把握，本文将从这个角度出发，对该义务的合理限度进行探讨和研究。 【关 键 词】安全保障义务；合理限度。 【作者简介】 郭 晖，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讲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经济法研究。 刘会凤，廊坊广播电视大学助教，主要从事民法研究。一、第三人侵权下安全保障义务合理限度判定的立法缺失 安全保障义务的概念虽然在理论界争议较大，但其基本含义是一致的，即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对于进入该经营场所或社会活动场所的消费者、活动参与者，负有人身、财产安全的保障义务[1]。该义务一般来说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从硬件角度来说，义务人应当保证自己所控制场所的建筑物、消防设施及其他配套设施符合一定的标准并能够安全正常运行，不存在危及人身或财产安全的隐患。从软件角度说，义务人应当具有一定数量的合格工作人员，并保障其尽到谨慎、勤勉的注意义务，保证消费者或其他活动参与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从硬件要求来说，从最基本的建筑物来说，有《建筑法》《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具体要求，细化到消防设施、电梯等附属设施，也同样有《消防法》《关于加强电梯管理的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约束，除此之外，涉及不同的硬件领域，也大多有专门的行政机关对此进行检查，即使最终出现纠纷，也可以找到相关负责单位帮助认定其是否符合具体硬件的要求，所以说这部分对于实践认定来说不会产生过多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主要把目光放到软件安全保障义务的认定角度上来，与上述硬件认定相似，软件要求中足够合格人员的认定，虽然不同行业有不同的标准，但同样存在不同层次规范性文件的细化规定，比如国务院发布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娱乐场所应当与保安服务企业签订保安服务合同，配备专业保安人员；不得聘用其他人员从事保安工作。劳动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电梯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对电梯安装、维修人员和电梯运行操作人员要进行培训、考核，实行持证上岗制度。深圳水上运动协会针对游泳馆制定的《游泳馆安全管理规定》，游泳馆的安全保卫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救生人员与游泳人员的比例不得低于1∶150。这些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都为“足够合格人员”的认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这方面实践认定的问题也不大。但对于软件要求中如何认定义务人尽到“谨慎、勤勉”的义务，现行立法却规定得十分不足。尤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安全保障案件中涉及到第三人侵权因素，在第三人侵权的背景下，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如何界定，变得更为复杂。《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合理限度被限定在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虽然该规定打破了在合理限度认定上的立法空白，但由于过于原则和模糊化，仍然无法为现实认定提供具体的依据。《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后，对于该项规定更为原则和概括，只提到“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但对于如何认定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没有提及，这就使得目前对于该范围限度的规定明显缺失，对司法判定的准确性产生影响。 二、第三人侵权下安全保障义务合理限度判定的现实困惑—在现行立法框架下重新审视上海银河案 上海银河案一般被认为是我国首例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案件，同样在该案中也涉及到第三人侵权的背景，虽然该案发生在1998年，但今天我们重新来看，以现行的法律框架来解决该案例，仍存在一定的问题。案情如下：1998年8月23日，原告王利毅、张丽霞之女王翰为参加交流会来到上海，入住到被告上海银河宾馆。下午4时40分左右在1191客房被犯罪分子仝瑞宝（已被判死刑并执行）杀害，随身携带财物被劫走。事后查明，仝瑞宝于当日下午2时零2分进入宾馆伺机作案，在按1191客房门铃待王翰开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