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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本《金縢》学术价值新论
简本《金縢》学术价值新论提 要:本文通过比较简本与传世本《金縢》的叙事结构与用辞,认为简本关于“周公居东”、“风雷示变”等史事的叙述与汉代马融、郑玄等学者的经说比较一致,推断与之类似的《金縢》版本在战国以后仍有传授,马、郑所持的经说即是针对此类版本所作的注解。简本围绕成王“未逆公——亲逆公——出逆公”的线索,比传世本文从字顺,也更多地掺入了整理者的观念,其叙述历史具有战国子书的特点。从其用辞及情景设置来看,简本带有比较鲜明的战国时期色彩。
关键词:清华简;《金縢》;《尚书》版本
关于《尚书·金縢》篇,历代学者聚讼良多,涉及其所反映的历史背景、文本的形成及流传等诸多问题。新近清华简《金縢》篇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解读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简本《金縢》在叙事结构以及具体的表达用字上与传世本有诸多不同,两者各自所设置的史事背景也有歧异,因此,二者所传达的信息也就不尽相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简本《金縢》所表达的具体内涵与汉代以来流传下来的某些经说比较契合。这些现象提示我们对《尚书》等文献版本与流传的复杂情况尚需做更充分的思考。本文通过比较简本与传世本《金縢》有关用字及所设置的史事背景,以期有助于为《金縢》文本及相关经说歧异缘起的学术公案提供一个新的线索。
一
《尚书·金縢》在传授过程中存在多种经说,且观点互有异同,历代经学家为此聚讼不已。此前只有传世本一个文本,对相关争议问题的研究只能根据这一版本来进行。简本《金縢》的发现为该研究提供了新的文本,也使我们得以思考这些有争议的经说与简本之间的关系问题。
相关经说争论主要集中于《金縢》反映的史事背景及其文本的形成过程。关于《金縢》反映的史事背景,历来争议中分歧最大的有两点:一为周公居东的目的;二是天现灾象的原因。对传世本中“周公居东二年”的理解,《尚书大传》载:“周公以成王之命杀禄父”,1认为居东二年为平东国之叛乱。《史记》中同样是以“居东”为“兴师东伐”,“居东二年”目的是为了“宁淮夷东土”。2《诗毛传》与《史记》、《尚书大传》的观点一致。3又《诗豳谱》孔颖达疏:“王肃之说,祖述毛氏传意”,4可见王肃的观点也无二致。
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观点不同,郑玄《诗豳谱》则认为此“居东二年”为“成王之时,周公避流言之难,出居东都二年。”1据《经典释文》引马融所云“辟谓辟居东都”,2可知马、郑看法比较一致,都认为居东为避流言而徙居东都。郑氏复认为周公出居二年之后,“成王迎而反之,摄政,致太平”。3根据郑玄的观点,周公在二年之后方为成王迎回,避居的二年之内,周公在东都无所事事,只是做了《鸱鸮》诗来为下属向成王求情。汉代以降,学者对马、郑的观点多不屑采信。然而,郑玄、马融作为两汉著名的经学家,清华简《金縢》的出现证明其经说乃有所受。
关于天现灾象的原因,亦是众说纷纭。《尚书大传》云:“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成周。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王乃葬周公于毕,示不敢臣也。”4《大传》认为天现灾象是因为成王欲葬周公于成周,因为这违背了周公“欲事文武之庙”5的心愿。《史记》所载周公葬后天现异象,并无特殊原因,只是为了“褒周公之德”,鲁国倒是因此得以郊祭文王,得用天子礼乐。6对此,东汉今、古文家之间的分歧更为明显。《论衡·感类》篇记载:“《金縢》曰: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当此之时,周公死。儒者说之,以为成王狐疑于周公。欲以天子礼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礼葬公,公有王功。王狐疑于葬周公之间,天大雷雨动怒示变,以彰圣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摄,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大雷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变,或以为葬疑,或以为信谗,二家未可审。”7其分歧之处主要是天变的原因:一者为周公死后,成王葬疑,一者为成王信馋,周公奔楚。除了“周公奔楚”这点外,《伪孔传》及孔颖达《尚书正义》采用了《论衡》中古文家的观点,认为是周公生前成王信馋导致的天现异象。从简本《金縢》来看,文句清楚,就是指周公生前成王信馋,并不存在上述葬疑问题。
学术史上对《金縢》文本的形成也存在着较多的争议。《书序》云“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认为《金縢》的作者是周公,其成文时代自然应在周初。而孔颖达则认为“周公策命之书,自纳金縢之匮,及为流言所谤,成王悟而开之。史叙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8又认为:“公于成王之世,为管、蔡所诬。王开金縢之书,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天下太平,史官美大其事,述为此篇。”9很明显孔氏认为《金縢》篇为史官所追述,至于其成文时代,孔氏认为应在成王“成就周道”之后,“天下太平”之时,时代大致在西周早期。孔氏的分析角度与观点代表了汉唐以来经学家的解经传统,即通过寻求文本内证的方式来确定文献的作者及时代。与上述传统不同,清代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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