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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论及政府治理边限选择摘 要：网络舆论政府治理的前提是公民舆论权的确认与维护。这是基于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合作共生的关系决定的。网络虚拟世界也会出现失灵，政府介入治理面临政治限制、管理成本限制、技术限制与法律限制等，这为网络舆论治理提供了边限选择。网络舆论生态化治理要确立对话协商新机制，进行广泛社会动员，培育公民社会。 关键词：网络舆论；政府治理；边限选择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3—0158—03 一、网络舆论：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互动共生 1.网络言论自由权：公权力对权利的维护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也是民主政治和社会和谐的基本要素与关键所在。随着信息技术日益深入人类生产生活各领域，公民在网络虚拟世界发表观点、追求利益实现成为现实中国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具影响力的言论表达。网络舆论影响力与范围更强、更广，甚至由网络舆论进而转化为社会现实行动。借助互联网络表达公民价值和利益是在行使宪法赋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是政府必须担当的职责。维护公众的表达自由是现代民主国家和政府重要的时代特征，也是实现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与依法管理的前提和基础。互联网成为“意见的自由市场”，其中不乏一些非理性的声音，但网民对政府的批评、对社会的不满，其中大量的是民众合理的利益诉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利益群体正常的利益博弈，是转型期弱势边缘群体的自我利益表达与维护。因此，政府重视网民意见，回应网络舆论热点，就显得尤为必要。倘若对网络舆论不加以回应与保护，反而不闻不问，甚至打压干预网民的负面意见，最终就不免使整个社会陷入结构性断裂。当代政府担负着维护网络舆论自由的职责；第一个是通过各种手段，切实保护宪法中公民的言论自由；第二个是信息安全流动。要保障网络上信息的正常流动，不要采取过度的行政手段。第三是个人隐私保护。目前在互联网上，我们缺少对个人隐私的法律保障。这三个主张，核心是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汪玉凯，2011）[1]。 2.网络言论自由：社会与国家良性合作的新载体 国家与社会力量的不对称是中国社会转型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问题。实现国家与社会平衡合作互补是走向善治的必由之路。与西方国家相比，互联网在中国承载了过多的利益诉求与价值要求。2008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与现实社会参与不足，监督乏力形成鲜明对照，一个有独立性、参与性、服务性、监督性的虚拟公民社会正逐步形成发展，其广泛深刻的社会动员正在深刻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它的“倒逼”机制与国家高层重视的上下结合必将促进社会的生长和发展。而虚拟公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生长依靠则是网络舆论，通过这一中介，虚拟世界的公民社会能动地反作用于国家，实现二者的互动、互补与共生。 现阶段，中国步入一个“权利”的时代，农民、工人和刚刚形成不久的中产阶级，都在各自争取自身的公民权利。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些“重要的转折甚至逆转”（孙立平语）的发生，中国的社会冲突和社会抗争在数量、规模和烈度上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势头。学者观察到，在其中，最明显的新特征也许就是尖端电子技术的应用，它使抗议者间的联系更加便捷，同时也能够通过媒体与国际社会向可能的支持者们传播其困境，人们之间由此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纽带、新的利益关联，相关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也得到提高。在2011年岁末发生的乌坎事件，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好体现。人们争取公民权利的努力，势必与争取信息权利的斗争交织在一起[2]。 3.网络言论自由：权利对权力的参与与规范 我国的表达自由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宪法上的表达自由。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公民发表的言论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就不受任何非法干涉。第二个层次是法规上的表达自由。第三个层次是现实生活中的表达自由。我国由于历史原因，人治色彩比较深厚，现实生活中公民的言论自由与法律、法规的规定有较为明显的反差[3]。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公民更有动机、更有能力表达自己的诉求；不断完善的政治体制与宽松的社会氛围也为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提供了外在支撑，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发展也为公民的表达自由提供了广阔的技术平台。网络舆论拓展了公民的表达能力，不必过多甚至无需通过官方媒体或者多层级行政传输渠道就能自由表达诉求并能减少信息失真，达到良好的参与与规范权力运行的效果。通过网络平台，党和政府得以直接面对没有经过过滤与歪曲的原生态的公众舆论，直接和网民沟通，以此为依托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众多网民足够的自由表达权在网络中汇聚并发挥积极规范权力的作用。网络问政、网络问责、网络反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