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联一五计划对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影响.doc

论苏联“一五计划”对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郑大华、张英 　　苏联恢复国内经济后，于1928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农业、科技、国防以及文化教育事业蒸蒸日上，至1932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获得巨大成功，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实现了把“苏联由一个任资本主义国家摆布的软弱的农业国家，变为不受世界资本主义摆布而完全独立的强盛的工业国家”的目标[1]。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创造的计划经济模式，即在公有制基础上，国家运用行政命令的手段，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有计划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放任经济截然不同的一种经济模式，而资本主义的放任经济则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即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因此，苏联“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并提前完成震撼了世界，尤其是震撼了正陷于内忧外患的中国。当时，国内的主要报刊对苏联“一五计划”进行了及时详细的报道，对苏联人民的勤劳表示了高度的赞扬，对苏联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羡慕不已。而反观国内则是政治混乱，战争频仍，经济残破，民生凋敝，中苏两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素以追求独立富强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禁不住发出了学习苏联、实行计划经济的呼声。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兴起了一股关注和讨论苏联的热潮，即所谓的“苏联热”。知识界介绍和评论苏联的目的，是希望中国向苏联学习，从而像苏联那样 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查阅中国期刊网，不仅没有这方面的专论发表，就是涉及相关内容的文章也不多见[2]。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大公报》、《国闻周报》、《东方杂志》、《独立评论》等报刊为依据，就苏联“一五计划”对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 　　早在苏联“一五计划”开始之际，中国知识界便对它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大量翻译欧美报刊对“一五计划”的报道，而且撰写了许多有关“一五计划”的评论。首先人们认为苏联“一五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次伟大试验。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之下，如何建设经济，没有先例可循，只能独自开创，别无他途。因此，“苏俄的五年计划上的新经济生活，不单是该国的一大经济的试验，实在是人类全体的经济生活之一大社会主义的试验。”[3]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8卷第7号转载了美国人奥斯丁的一篇文章，其中论述到“五年计划的确是一个很伟大的计划，这个计划里包含着很多的事业，他的目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4]。坚冰在同一期《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英美人眼中之苏俄五年计划》一文，则从与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对比的视角肯定了这次试验，“举世正闹失业问题，苏俄今竟免此。登记之失业工人在一九二九年四月最大的数目达一百七十四万人，今已减至三十万，现又使此辈报名受工业训练。”“苏俄经济状况尚有一特像，即举世方苦市场充斥，货物滞销，而彼则无销售问题。其所若非生产过剩乃生产不足。”他并对“一五计划”的创新之处进行了总结：①经济理论之大规模试验。“资本主义虽常受人批评，然常以为资本主义虽有过当，如不由利益动机而欲以名计划改革实业制度，则事功未建之前，人类能力已先摧毁，常以此自辩。苏俄今正作此企图。”②苏联作为世界大国，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以命令建设完备工业制度。③苏联人民为实现“一五计划”，“振起全民精神，若对付战争然，牺牲目前利益，以战胜贫穷、愚昧及混乱”。苏联的“一五计划”的实施在经济理论、建设方式、人民动员三方面都算得上一次伟大的试验。 　　在“一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人们热切地期望它能成功，并对“一五计划”的实现充满了信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步伐逐渐加快，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危机，为了抵御日本侵略，国人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加快经济建设，增强国防，做好战争准备。于是，围绕经济建设问题中国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大讨论，由于政治立场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讨论中提出的方案也各式各样。知识界对经济问题的关注自然要引起对苏联“一五计划”的关注。同时，由于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沉重打击了资本主义各国，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弊端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中国经济建设怎么才能避免重蹈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覆辙呢?这是知识分子们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人们普遍希望苏联“一五计划”能够成功，好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流行有这样一种论 调：即认为“五年计划是乌托邦的理想，苏俄政府已走上经济失败之途”[5]。但与这种论调相反，中国的知识界则认为苏联“一五计划”能够成功，至少也会有部分的成功。骏声在《一个美国人对苏俄近况的略述》一文中写道：“就是那些没有能仔细观察他的真像的人们，也很容易得着一个结论，就是无论五年计划能否完全成功，但终有一部分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