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规划中的农民市民化逻辑——以广州K村“新农村建设”项目为例.pdfVIP

第34卷第2期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4月 China JoumalofSocialScieIlcesEdition AgriculturalUniversity 村庄规划中的农民市民化逻辑 ——以广州K村“新农村建设”项目为例 王为径 [摘要】2000年后，社会学界关于“农民市民化”主题的研究日益丰富，学者们主要致力于回应两大 问题：其一，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关切为何；其二，农民市民化进路何在。文章通过对广东广州城郊K村 “新农村建设”项目的成果调查与文件梳理，试图窥探村庄规划如何通过达标机制、生成机制、发展机制 有效推动新型农村社区的农民市民化进程，以及其特征与局限性，并由此回应上述两大问题，论证新型 现代性、城乡一体化和“人的城市化”对当前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性。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新农村建设；村庄规划 一、理论梳理与问题提出 自建国以来，我国城乡之间的羁绊在紧张与松散中渐行渐深。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民在物理维 度被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二元”分割的城乡关系迎来短暂松动，却很快由于城镇化的进程而加剧 其不平等。2000年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开启了城乡结构关系新的转型方向，伴随着 “村改居”的不断演进，以“农民转市民”为主题的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全国范围内，关于“一元 制”户籍制度改革的尝试开始推进，这其中，郑州、佛山、上海、重庆、成都等城市，都以其整体或局 部的改革，经验或教训的沉淀给予了户籍改革制度宝贵的经验。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提出全 国范围内统一城乡户口登记，标志着我国户籍制度彻底翻开了崭新一页，也昭示着国家层面对农民 问题的关注达到了历史新高。 尽管如此，从农民的角度，我们不难看出一条较为被动的接受轨迹：自1958年起《中华人民共 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出台，农民被从制度上和空间上阻塞了由农村迁往城市的通道——一方面，诸 如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壁垒就此产生；另一方面，应运而生的一系列社会再生产又进 一步固化了二元结构。以1978年为转捩点，尤其20世纪90年代城镇化建设如火如荼开展，农民 的人身自由得以确立，他们开始活跃于城市发展的各个舞台上。然而，在此阶段，一些新的社会问 题暴露出来，例如农民工权益问题、留守人口问题，或失地农民参与征地冲突问题等等，更深层次的 矛盾也随之引申，包括农业人口老龄化、农村土地抛荒严重或粮食安全受到威胁等等，正因如此，深 化户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2000年之后，基于“一元化”户籍制度改革在试点城市的摸索，人们很 快意识到，农民的身份转型及其承载的社会价值，远比想象的更为复杂：相较于纯粹的人口管理范 畴上的户籍登记方式从“农民”转向“市民”，其困难之处首先在制度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公共 服务等系统的匹配，更亟待探寻的，是“农民市民化”对当前时代提出的具体诉求，以及后者能为前 者描绘的进路所在。 学界对“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研究也从2000年后逐步变深变广。最初，以经济学、人口学为主 [收稿日期]2016—11一03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项目“深化户籍改革进程中的农民身份转型研 究——以广州农村为例”(GDl4YGL04)的成果。 [作者简介] 王为径，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州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邮编：510070。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流的学科从“经济补偿论”的视角指出，“农民”在转向“市民”的过程中，除了户籍制度上的更改， 更要关注基本生活保障、就业和其他安置性质补偿标准的合理。1。。。这个层面上的结论，显然合理 有余但解释力不足。陈映芳在对上海征地农民市民化的调查中，试图超越“经济补偿论”，为“市民 化”概念赋予更多社会学意义，将“市民化”与更广义的市民意识普及和市民主体的赋权联结起 来口1。尽管其研究结论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很快得到了同领域其他学者的肯定和回应。文 军在此基础上，以上海市郊区农民为研究对象，深化了陈映芳的结论，并这样论述“农民市民化”的 角色转型：“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是农民角色 群体向市民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