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合走向白居易的中隐之路.docVIP

姚合走向白居易的中隐之路 摘 要：姚合以苦吟著称，但其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却近似白居易，其诗歌也存在白居易式的中隐味道。本文结合姚合生平轨迹，在诗歌中描述其吏隐轨迹，在与白居易的对比中透析姚合中隐心态及其诗歌特征的表现。 关键词：姚合 白居易 中隐 中唐诗人姚合从武功时期的县斋诗到任职金、杭二州时的郡斋诗都表现出了与白居易相近的闲适之风。白居易是中唐吏隐者的代表，姚合走向白居易则以富平县、万年县任上为界，前期是经历政治挫折而抱有隐逸情怀的尝试，后期才真正具备了白居易中隐的资格和风采，诗意地栖居在吏隐之中了。 一、退避远县初试吏隐 元和十五年，姚合在经历政治挫折后怀着官隐相济的愿望来到武功县任职，过着疏散的生活，这与其真率无饰的性情相关，“性嗜酒，爱花，颓然自放，人事生理略不介意，有达人之大观”［1］，更重要的是诗人以此表现自己的隐居生活，其纵酒疏旷、随心所欲的生活和超脱自然的情怀使其更像魏晋时期的隐士风度。但是姚合武功生活是否具有隐逸性质更要从唐人隐逸理念考知。唐人自创“在出仕并享受出仕好处的同时保持个人心境的超凡脱俗”［2］的吏隐概念，更是自觉组织这个半官半隐的世界。以白居易为代表，其洛阳的园林生活得到了唐人及后来人的肯定和追捧，其《中隐》诗提出中隐者“政治、经济、风景和交游”［3］的四要素。以此衡量姚合的武功生活，其地域、政治要素很安全，不会牵涉到政治纷争；经济上有微薪可领，山野风光很多，有山僧、野老为伴。但与白居易相比，此期姚合的境遇更像逃避现实的隐居，在隐士的通达和寂寞的向往之中夹杂着寒士的忧戚，意识到了贫老的现实，总以病症作为懈怠公事的借口。所以以中隐要求舒适的条件说，姚合隐居武功的事实不是完全的中隐，其心理是复杂的，挫折之后的失落感伤使其闲散舒适，而不是白居易的自由舒适。 但姚合“移花兼蝶至，买石得云饶”（《武功县作三十首》）装扮县宅的行为充满了诗意，诗人宁愿做一个懒吏主动享受隐居的清闲，创造物质乃至精神上的舒适。与白居易一样，这些行为都在以其自己的意念创造花石相配、贴近自然的空间，塑造隐者精神栖息的场所。在这个空间内，所有景物承载了诗人的精神指向，诗人可以借助景物创造体验自由，表达感情。姚合已有中唐以来园林隐居的自觉意识，在经营隐居生活的诗意上与白居易相通，武功隐居是他走向白居易中隐的第一步。 二、乐享园林的吏隐方式 姚合后期生活具备了中隐四要素，原因是诗人政治仕途的顺畅。后期姚合一直在朝为官，虽经中唐国势衰落、政治腐败，但其交游广泛，甚至包括牛李两党士人。这使诗人创作过滤掉了寒士之气，成为了流连风景和酬唱赠答。姚合先后出任金州刺史、杭州刺史，这是亦官亦隐的理想场所，不乏风景。白居易在洛阳隐居，有自己的园林风景可以欣赏，而姚合“身为地方长官，他似乎把‘官’和‘隐’这两个世界的好处都占为己有了。”［4］ 姚合任金州刺史，西园和杏溪成了诗人经常光顾的地方，诗人的重复浏览延长了这些景物的欣赏生命，也是诗人重建精神内容的过程，表现出诗人园林行为的平和闲适。姚合任杭州刺史，南亭成了诗人的休憩场所，“符印悬腰下，东山归不得”（《杭州郡斋南亭》），南亭的美景让诗人放弃了归山隐居而愿留在杭州。城市园林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使诗人能够“两全其美：他们一方面可以享受隐士的名誉，一方面却又无需真的放弃都市或靠近都市的生活在文化、社交及安全意义上的种种好处。”［5］这使得姚合之诗疏远政事而欣赏景物的舒适自然，更透露着淡淡的愉悦，其《省直书事》的宫殿描写更是寓朝政之庄严于舒适自然之中。姚合艳羡白居易有经济能力去创造安逸的隐居之所，也自觉思考园林生活的实际建构，其以道家隐居的自然要求亲自布置景物，如《买太湖石》，诗人同白居易一样欣赏太湖石的丑怪，但更看重石头的实用价值，愿以太湖石飘渺高古之气质使宅子真正成为隐者之所。因此姚合的园林行为达到了白居易的中隐，诗意地栖息在酬答赠和水榭楼台之间了。 三、吏隐表现的成熟 物质生活的富裕带给白居易自由开放的心态和舒适惬意的感觉，因此在其始终总能看到诗人将抽象的幸福观念转化为具体感官的感觉来传达享受生活的满足感，如总是以多角度的描写睡觉动作、姿势及生理感觉传达精神上的愉悦。可见白居易表现吏隐生活最重要的是以观察生活的高度注意力发现生活中诗意性的细节和事物而将自身幸福感投射，从而转化为对中隐生活的独特表达。 姚合武功时期到后期的诗歌都存在白居易此种痕迹，其也从生理层面传达隐居生活的舒适，较多关注睡眠，但与白居易集中表现睡眠感觉不同的是其避免详尽刻画睡眠感官情态，而是透过睡眠传达一种闲适的整体状态，如以“醉卧”说明武功生活的疏散，至于睡姿如何，什么枕头，诗人不关心。其后期诗歌更是宽泛叙写隐士尽情饮酒与睡眠的结合之态。二位诗人切入感受的方式不同，一是来自大脑过滤所形成的情景反射，一是来自神经末梢所触发的真实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