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土地流转课件.doc

关于土地流转，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实行以来，政策和法律一直是允许的。但是，由于人们思想认识及相关政策法规的滞后，客观上存在着阻碍土地流转的情形。为了把握土地流转现状及存在问题，我们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土地流转及相关问题作些研究。 　　一、从包产到户到土地经营权流转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虽然没有明确肯定包产到户的具体做法，但它所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思想路线，为即将风起云涌的农村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把十一届三中全会视为改革开放的起点或是历史性的转折点无容置疑。与此同时，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担着生命安危在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上摁下了鲜红的手印。这也决不是历史的巧合，以包产到户肇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上世纪80年代确立之前，是经过长期曲折和坎坷斗争的，许多人为之付出了惨痛代价。但是，如果只是家庭承包经营而不能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家庭承包经营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却无法使农民富裕起来。“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是人们参观考察“先行改革者”小岗村后的感慨和评价。一些小岗人选择了外出务工，随着外出劳力的增多，土地经营权流转现象出现并逐渐增多。加上近年来调整种植结构推广葡萄、双孢菇等生产项目而流转的土地，目前小岗村土地流转面积大约占到总面积的60%左右。 　　有地就有粮，有粮就有命，土地是命根子这个观念在小岗村农民心中几乎神圣不可侵犯。30年来小岗村农民也曾几次通过各种渠道上书政府表达渴望稳定土地政策的意愿。然而，小岗村人最终还是遵从了客观现实，他们在土地流转中看到了更美好的希望：由于农村劳动力流出而导致的土地流转，是农民在外出务工与坚守土地间比较得失后作出的选择；由于资金、人才、技术的流入而导致的土地流转，是农民在自己经营与转让经营权间比较效益后作出的选择。 　　其实，小岗村的土地流转代表着一种趋势，如同小岗村人曾经包产到户那样，土地流转也在中国乡村普遍发生着。 　　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必然性 　　劳动力素质客观上存在差异，家庭人口和劳动力数量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引发土地的流转。但是，“包产到户”是农民被禁锢在有限的土地上，农村劳动力非常富余的背景下进行的，“起点公平”的家庭承包经营制保证了“耕者有其田”却无法实现“耕者尽其力”。如果农村劳动力不能向非农产业转移，土地流转也就难成气候。 　　在改革初期，农民外出从业并没有政策引导，从业行为处于自发状态。随着外出就业农民的逐年增加，由于落后的城市管理机制不能适应形势需要，落后的交通状况开始出现阻塞，“民工潮”现象引起关注，但许多人是以歧视性的态度称其为“盲流”。1994年11月劳动部公布了《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之后，制定歧视性政策，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更多地在各地出现。然而，这些政策除了增加农民的负担外，收效甚微。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需要却在不断增长，农民流动的步伐没有停止。随着社会对农民工认识的不断深化，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呼声日益高涨。2001年，有关部委终于联合发出《关于全面清理整顿外出或外来务工人员收费的通知》，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进城就业的农民被看成“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平等对待农民工，保护农民工权益成为社会的主基调。2006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不断增加农民的务工收入。同年，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解决了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样吸纳了大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向非农产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工业化、城镇化步伐逐渐加快，经济结构不断得到优化。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和资金“净流出”时代的终结，资本、技术、人才也将更多地向农村流入。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批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为土地流转创造了客观条件。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允许土地使用权、经营权合理流转，适应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三十来，农民向非农业转移，农民工流动的过程，其实也是农民与土地关系不断调整，家庭经营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是一些农民逐步放弃土地使用权或经营权，另一些农民更多地拥有土地使用权或经营权的过程。为了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保证土地流转有法可依，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流转进入有法可依的新时期。 　　三、对歙县土地流转情况的调查 　　歙县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有耕地14万亩，园地35万亩，林地260万亩。全县50万人口中，乡村人口有45万，人地矛盾比较突出。农民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