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与语言--论德里达对索绪尔解构.docVIP

文字与语言－－论德里达对索绪尔的解构【 正 文】　　当代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对语言的兴起与日俱增，然而，直接从哲学的立场介入语言学的争论，德里达还是第一人。１９６７年，德里达发表《论文字学》，对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传统提出了挑战。嗣后，他又在《缓别》、《日内瓦语言学派》等一系列论著中重申并发挥了他的批评，引起欧美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极大关注。德里达认为，索绪尔语言学建立在对言语系统的研究基础之上，是一种语音中心论。它与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种语音中心论限制了文字学，更一般地说，也限制了人文科学的发展，必须予以解构。为此，德里达集中分析了索绪尔语言学的几个核心论题：１、言语与文字的关系；２．符号的独断性；３．符号的差别性。为了便于论述，本文遵循德里达的思想线索，对这几个论题逐一加以讨论，然后对德里达批评的意义及文字学的得失给予评价。　　　　一、在贬抑文字的背后　　法语“文字”一词（Ecriture）是动词“书写”（Ecrire）的名词化。它指一笔一划的书写单元，也指由这些单元构成的符号系统。　　西方文字是表音文字。这种文字的特点使得西方语言学家作出结论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表现语言。如亚里士多德说：“口语是心灵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１）］卢梭也说，语言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说话：“文字只是口语的一种补充”，“一种表达”［（２）］。这一思想长期支配着西方哲学和语言学对文字的看法，形成了漠视和排斥书写文字的强大传统。　　索绪尔的语言学继承并加强了这一贬抑文学的传统。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的开编，索绪尔即花去大量篇幅论证“文字表现语言”。他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前者”［（３）］，“文字本身与语言的内部系统无关”［（４）］，“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件假装”［（５）］，“字母的暴虐还不仅止于此：它会欺骗大众，影响语言，使它发生变化”［（６）］。　　索绪尔指责文字的主要依据是，书写的词常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混淆在一起，以致“篡夺了”它的主要作用。人们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而文字则相对稳定。作为语言记号的文字随着历史的发展就会与语音发生龃龉。原来合理的记音到后来就会变成不符合于它所应表现的东西。此外，当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借用字母，这一书写体系往往会为了适应新的书写任务而发生改变，这样也会导致写法和发音的悖离。这种分离的结果就是，文字歪曲了语言的本来面貌。索绪尔认为，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决定一个词的发音的不是它的书写形式，而是它的历史。但是文字却有一种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的威望，它使人们看不到语言所固有的传统。这样就颠倒了文字与语言的真正合理关系。　　那么文字为什么具有凌驾于语言之上的威望呢？同样是一种符号形式，为什么文字只能作为语言的表达形式而存在，而且这样一种形式虽然必须，却是“有害的”“危险的”呢？半个世纪后，德里达对索绪尔的理论提出了质疑。他发现，在这种对文字的指责背后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又与形而上学有着紧密联系。语音中心论认为说出的话或语音与思想之间具有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语音能够透明地呈现思想和内心经验，因而较之文字更接近实在或存在。无疑，这种语音的优越性是建立有实在或存在的权威之上的。德里达又称之为逻各斯中心论（Logocentrism）。逻各斯在希腊文里具有双重含意，它既指言语，又指言语所表示的存在。因此逻各斯中心论同时也意味着标志存在权威的形而上学，它一直“控制着形而上学的历史”［（７）］。　　形而上学在德里达那里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指一种把存在规定为在场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任何事物或经验都可以当下呈现或在场，因而思想最终都可以把握存在，思想的表达式语言也具有确定的意义。德里达认为，在场的观念决定着整个西方哲学，甚至西方文化的历史。不仅哲学的基本概念诸如始基（Arche）、相（Eidos）、出场（Ousia）、真理（Aletheia）、超验、意识、良心、上帝和人等等都是以隐喻或转喻的形式指示着在场，西方人对语言和文字的理解，乃至西方的语言本身也受这种在场观念的支配。德里达说，这种在场的形而上学所表现的乃是“对某种所指的迫切的、强烈的、系统的、不可遏止的欲求”［（８）］。　　语音中心论与形而上学相互支持、发扬。一方面，语音中心论或逻各斯中心论体现了对在场的系统欲求，是一种“拼音文字的形而上学”；另一方面，语音中心论的传统又加强和巩固了在场或逻各斯的地位。因为在言语中，所说的东西总是直接呈现，而这正是形而上学所追求的。　　德里达拿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开刀，力图“揭示他未加批判就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