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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思想引导我走入歧途钱俊瑞同志在《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一文中，谈过大学教师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客观主义态度。他说：“对于这样的教师，不是崇高和伟大的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利益在吸引、支持和鼓舞着他们不断前进，而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和个人前途在指引和支配着他们的工作和全部生命。他们对于祖国的荣辱和人民的灾祸与幸福可以不关痛痒，对青年的前途可以漠不关心，他们所关心和往往使其苦恼的只是一己的安富尊荣。”我很沉痛地反省自己，认识到在三反运动以前我就是这样错误地行动着。我的恶劣的个人主义思想曾经引导我走上了为帝国主义反动派服务的道路，做出了危害人民的事情。下面我愿意谈一谈我的个人主义思想怎样引导我走入歧途，我希望青年朋友引以为戒。 我从小受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养成欣赏和崇拜资产阶级反动文化的思想。中学毕业后，在上海进了大学，因为一心一意要准备出洋留学，便拚命学英文。一九三五年我降级转入清华大学心理系，埋头死读书，一切为了留学。不久，“一二·九”学生运动开始，由于进步力量的帮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做了一些抗日救亡工作，先后担任过学生会主席、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等职务，就在这时，我参加了共产党。当时入党的主要动机，我应当坦白地说，是为了投机和出风头。由于我对革命没有正确的认识，我的个人的名位思想和出洋留学的打算没有抛弃，所以在学生运动走向高潮、工作紧张的时候，我考虑到自私自利的“前途”，政治上发生动摇。在很多场合下，我就把读死书看得比工作要重要得多。我记得那时我曾经完成了四大盒的心理学增注目录卡片，内容当然全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害人的“学问”，而这也就成为我后来出国留学的资本。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那年冬天，留在北京的同志们参加游击队去了，党号召我深入敌后工作，在这个时候，我藉口身体有病，没有响应党的伟大号召，逃避革命脱离了党，从此我就掉队了。这是我一生中最错误的一件事。从此以后我就专心一意地打算着将来如何能够到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回来以后作一个名教授。在这一段期间，旧日的同志虽曾来动员过我两次，但我仍然不愿放弃自己的个人打算，终于没有回到革命队伍中去。 后来我就到了辅仁大学。在辅仁，我也像那一般思想糊途的可怜的知识分子一样，虽然看不起投降日本的汉奸，但是又觉得靠近英、美、德、法是光荣的。为了能被帝国主义看重，找到留学的机会，我这以后在辅仁大学工作的时期中，为帝国主义服务，真够得上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人每学期除担任五门功课和三班实习以外，还在二年中出版了三本宣传资产阶级心理学的极端虚伪的“著作”。这样我博得了前心理系主任披着宗教外衣的德帝国主义分子葛尔慈的赏识了。他越赏识我，我就越奉承他。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行为连一点中国人的气味也没有。我卑躬屈节地早到晚退，给我多少额外工作都肯接受下来。并尽力按时完成。八年中我只告过病假一次。虽然因为我并非教徒的关系，帝国主义分子对我的信任是有限度的，但我总不灰心，处处还表现得比一般教徒更突出一些。最后在一九四七年秋天，帝国主义分子所把持的教会终于把我送到国外去留学了。我战战兢兢地达到目的了。 北京解放后我得了所谓洋博士学位回到学校来。由于我一向没有从本质上认识帝国主义，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分子在宗教与教育方面所进行的侵略阴谋，加上受过他们的小恩小惠，我竟然丧失民族立场，在初期工作中忠心耿耿地维护他们在辅仁大学的半统治局面；不忍和那些披着传教士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对抗。例如解放后我不但没有领导心理系师生向坏蛋葛尔慈进行斗争，而且在系务方面还替他担当一些困难，藉以缓和斗争的空气。 当全校进步师生对美帝国主义分子，所谓教会驻校代表芮歌尼进行斗争时，我是辅仁大学代理教务长，我没有好好地领导这一斗争，总是觉得无可奈何，不好意思。最后在斗争最尖锐的时候，我还是想退避，就跑到福建去办理招考新生的事情了。 一直到后来敌人的狰狞面貌一天比一天暴露得更明显，由于党的教育，我才渐渐觉悟起来，真正开始认识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并且正式告诉他们不要在所施的小恩小惠上抱任何幻想。葛尔慈、芮歌尼见到自己的投资赔了本，无法利用我，因此使用最野蛮的方法来对待我，鼓动落后的工友骂我打我。这时候我才把敌人一脚踢开，和他们断绝了关系。不久之后，我参加了赴朝慰问团工作，在朝鲜战场上亲眼见到帝国主义的残暴和凶恶，成千成万的祖国优秀儿女流血牺牲，为的就是抵抗侵略。我更认识到我过去为了个人名利，长期投靠帝国主义的可耻。我痛恨自己，我明白了，对于旧日的我必须加以彻底批判。 这里我还应当补充简述另外一件事：抗日胜利后，我也曾经为国内的敌人所勾引，两次陷入泥坑：一次是为伪天津《民国日报》编过一年多的《心理与教育》副刊；一次是以“青年军”夏令营讲过三小时的“青年心理学”。在这两个场合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