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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史诗摘要：新时期以来女性写作如燎原之火，方兴未艾。进入九十年代，女性作家更是不甘局限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她们决定用史诗的笔法来构建一份属于女人自己的家族叙事，从而跳出男性家族叙事主流话语中对其的伪造和无视。可是充满悖论的是，她们的家族叙事中虽然有了自我发现、自我救赎的反抗精神，却又不约而同地跌入了男性叙事的沼泽，这使得她们的文本和思想充满了矛盾和疑惑。 关键词：九十年代；女性家族叙事；自我发现与救赎；悖论 自从母系社会被父系社会取代了以后，女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就似乎一落千丈了。古往今来，女性的声音被湮没在所谓强者的男人的宏大历史中。“带有印记的写作这种事情是存在的”[1]，“迄今为止，写作一直远比人们以为和承认的更为广泛而专制地被某种性欲和文化的（因而也是政治的、典型男性的）经济所控制”[2]，“这就是对妇女的压制连续不绝之所在”。直至近代，五四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不少女性得以觉醒，才开始拿起笔讲述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心情。西苏说过：“我写妇女，妇女必须写妇女。[3]”由此我们才看到了五四时期那么多“娜拉”的文字，女性好像有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屹然站立起来，女性解放的潮流亦轰轰烈烈。不幸的是，这种美好的趋势到了四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转向了，女性写作的潮流越来越微弱，逐渐同男性的宏大政治叙事汇合，而不复有女性个体的声音。在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当代中国妇女尽管在政治、法律、经济上享有相当多的权利，但与之相适应的女性意识及女性性别群体意识却处于匮乏、混乱，至少是迷惘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怪诞的事。好像一旦国家获得解放，人民得以翻身，几千年来妇女被压迫的问题也就跟着解决了。殊不知，女性作为千百年来父权、男权文化中的“第二性”的位置仍然继续存留，广大女性同胞们，特别是农村中的女性，仍然被男尊女卑的文化所压迫，仍然抬不起头。文革后，女性写作出现契机。特别是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女作家们的勤奋让很多男作家惊叹不已望尘莫及。其中不容我们忽视的一个潮流，便是女性家族叙事的崛起。这意味着女性不但走出了男权的樊笼，开始书写自己，而且有意识地构建起自己的历史，把女性放到历史广阔的背景中去书写，而不仅仅是缩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进行“身体叙事”，女性作家的视野进一步地扩大。 一 建国后十七年，以母系链条来架构一部小说叙事很难见，而自觉追踪一份母系血缘关系的作品更是很难得。西方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伊里加蕾曾说过：“整个西方文化基于杀母。”她发现，女性的祖先早在希腊神话、希腊悲剧以及基督教经典文本《圣经》里就已经被抹杀了，母女纽带从创世纪初年和远古时代就已经被割断。伊里加蕾还回顾了古希腊神话中女性祖先的纽带如何被割断的实例，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主管丰饶的女神得墨忒耳和女儿珀耳塞福涅如何被宙斯强行分离的故事。这样的断言在中国身上也是适用的，一个女人的一生总是以夫家的姓冠以娘家的姓，诸如“××氏”结束。相对于男人们所创造的丰功伟绩来说，女人们所创造的那是一笔看不见的财富。每天的洗衣做饭、照顾公婆、抚育后代，好像都不足以提，更不足以写入史册，女人们在这里显现出的温柔、博大、宽厚、体贴、坚韧等一系列优良的品格也被男权文化套以一句“母道”而一笔带过，女人总是以男人的附庸形象出现。而实际上，“在男性文化里有一个被分裂的和被驱散的女性文化”[4]，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断裂的文化重新串联起来组织起来，构建一个属于我们女性自己的文本，这对于女性真正解放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伊里加蕾也强调：“女性之间存在一个女性谱系，即在母亲这边有母亲、外婆、曾外婆以及女儿。女性应该努力置身于这个女性谱系以保存自己的身份。”在九十年代的女性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极力寻找女性家谱、女性历史的文本。张洁是唯一一个宣布自己的祖籍随母亲而不是随父亲的人。在她的《文集》自叙传中她这样自我宣称：“张洁，女，1937年生于北京。随母亲而不是随父亲祖籍辽宁抚顺章党区下哈达村。”她的《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沉重怀念了母亲从生病到逝世的过程，可谓悲痛欲绝。铁凝的《玫瑰门》，以外孙女的视角来看外婆司猗纹和舅妈竹西的一生，“在三代女性人生之路的悲剧中，她（作家）交织起女人的清醒与迷惘，背负与绝望，逃脱与落网”[5]。蒋韵《栎树的囚徒》的题记就是“谨以此作献给我最亲爱的祖母和外婆”，写出了四代女人的悲欢离合。徐小斌的《羽蛇》以百年跨度在朦胧暗淡的历史长卷中体现了五代女人的命运，其间交织着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四十年代、“文革”十年和八九十年代的历史事件。五代女人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上演着一幕幕相同的戏——生命的被剥夺和被压抑。赵玫在《我们家族的女人》中说：“血，有时候就像一根扯也扯不断的线。我想就这样开始一个神秘而又惨痛的故事。每一片鲜红的叶都像是我们家族的女人的一个命。”王安忆的《纪实和虚构》则一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