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名煜及袁国英-他及她爱情书简.docVIP

张名煜及袁国英:他及她爱情书简壹 在张名煜看来，自己的人生比舞台更具戏剧性。“我输在了起跑线上。”说出这句话时，张名煜的脸上很快闪过一抹伤感，但笑容旋即回到脸上。在访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始终笑声不断。 1957年，因为为冤死的父亲翻案叫屈，张名煜被打成右派，时年22岁，是上海戏剧学院二年级学生。同班的张先衡和他一同被戴上右派帽子。比张先衡幸运的是，张名煜没有像他那样被派发到工厂劳动，而是在开除团籍之后，照样留在班里学习以观后效。“政治”不及格的负面效应延续了20年，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张名煜才拿到补发的毕业证书，但那上面盖的已经不是老院长熊佛西的签名章了。 当年令张名煜感到意外的是，未能正常毕业的他仍得以在毕业后留在上戏实验话剧团，但在那几年参与公演的几部大戏中，他一直都没能饰演重要角色。1959年10月，张名煜摘下了右派帽子。其后不久，熊佛西将重头戏《甲午海战》中邓世昌一角分配给他，令摘帽不久的他“战战兢兢”，时刻担心随时被撤换角色。 “熊院长当时非常恳切地找我谈了两次，一定要把革命激情拿出来，否则这个戏要演砸的。”张名煜说，“我说您放心好了。”张名煜的底气来自儿时的一段劫后余生的经历。1936年，父亲从天津前往重庆谋生，一走8年，母亲带着他在天津艰难度日。1944年，33岁的母亲带着9岁的张名煜毅然离开天津前往重庆寻找父亲。“日本飞机追着火车炸，火车猛跑，车速快得停不下来。好长时间火车才停住，人哗地往下涌，就近躲到麦子地里。那时麦子长得正高，我们在麦子地里躺下，看着轰炸机从头顶飞过，飞机上机关枪枪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张名煜全心投入《甲午海战》的排演中，这段至今历历在目、刻骨铭心的记忆唤起他内心真挚的情感。 摘帽后的张名煜格外努力，命运的不顺令他更加勤奋。“无论交给自己什么角色，不管大小，都要尽量演好，让别人没有话说。”《甲午海战》是张名煜第一次出演的重头戏，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十五周年期间连演一个多月，取得巨大成功，这为张名煜日后的舞台之路奠定了基础。紧接着，他在莎翁名剧《无事生非》中扮演男一号唐·彼德罗亲王，在《桃花扇》中扮演主要角色阮大铖，接连在几部大戏中担纲主要角色，让张名煜迅速成为剧团的主要演员，也坚定了他往前走的信心。 贰 张名煜在三居室的客厅、门廊墙上，挂满自己的书画作品，从舞台渐渐淡出，他转向笔情墨趣，享受挥毫泼墨之际的恬淡从容。他甚至一直保留着中学时代画的素描，并一再惋惜搬家时弄丢的两个石膏像。“当时我的中学老师看到我的画断言，只要毕业前把素描直接寄给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吴作人，保证我能被录取。” 在西北师大附中念中学的六年，张名煜的数理化一直勉强过关，但在美术、音乐方面却表现出绝对天赋，画得一手好素描，且担任学校合唱团团长。受老师的影响，张名煜又迷上话剧表演，参演了学校组织的几场话剧演出，甚至不惜步行十几里路去看一场话剧。作为电机工程师的父亲，并不赞同张名煜捣鼓这些小文艺，为他设计的一条正统路子是学建筑设计，这个专业可以结合他的美术特长。“可我一点兴趣都没有。”1955年夏，张名煜带着全班同学凑的60元钱，坐了三天三夜火车，从兰州到上海报考上海戏剧学院。 因为朗诵、歌唱才艺出众，张名煜被顺利录取。“录取我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个头、气质、形象接近工农兵小生，同年被录取的焦晃和梁波罗气质接近知识分子，一个班里都要搭配好。”多年以后，回顾大半生走过的路，张名煜却否定了当初的选择，“按我的性格，表演这行，确实不是很合适我。我不是个很机灵的人。”张名煜强调，戏剧是一项集体创作，而美术是一项个体劳动，后者更为适合不善斡旋人际关系的自己。 张名煜自觉表演天分不高，所以“要多花点笨功夫”，逆境与磨难令他格外珍惜每一个上台演出的机会，凭着自己的敬业与勤奋，张名煜以在《秦王李世民》中扮演李渊一角，荣获1981年上海第一届戏剧节表演奖（后更名为“白玉兰奖”）。1993年，一纸公文令当时在岗的诸多一级演员们提前退休，张名煜无奈成为“被退休”的一员，这段并不情愿的“一刀切”和当年大学未能毕业的经历形成颇为吊诡的头尾呼应，张名煜自嘲，“我的人生就是这样，被掐头去尾。” 行政意义上的“退休”并未令他停滞于舞台前，其后，张名煜在多部舞台剧中担任主要角色，塑造了诸多令人难忘的角色，《雷雨》中的周朴园、《商鞅》中的赵良博士、《苍天在上》中的省委书记林成森、《红星照耀中国》中的罗斯福总统，以及《无人生还》中的麦肯锡将军等。凭借精湛演技以及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打磨，1997年，张名煜以在《商鞅》中的出色表演获“宝山高雅艺术奖”；同年，《苍天在上》再次让他荣获第七届上海“白玉兰最佳配角奖”；而1996年第三届“全国话剧金狮奖”的“演员金狮奖”颁发给张名煜，则是为了表彰他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中国话剧事业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