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docVIP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一 抗战爆发后，中国士兵在前线浴血奋战，伤者颇多，但国民党军中医疗力量极为落后，主要依赖中国红十字会在平津、上海等前线进行救护工作。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随南京国民政府西迁，将主要医护人员与工作人员迁往武汉，并继续从事战地救护工作。西迁武汉后，为适应战局变化，中国红十字会决定调整策略，放弃以往在大城市设置医院救护伤兵的做法，改为成立医疗队，组织精干医护人员，配以切合战地实用的医疗器械与药材，奔赴各个战区进行战地医护工作。 在此背景下，救护总队应运而出。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习惯称为救护总队）在汉口成立，由林可胜担任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长。随着战局日益严峻，为安全起见，救护总队部几经转迁。1938年6月，日军进逼武汉，救护总队决定迁往湖南长沙。1938年底，日军进逼长沙，救护总队再迁至湖南祁阳，1939年2月又迁至贵阳图云关。此后，直至抗战胜利，贵阳图云关一直是救护总队的中枢所在。 图云关位于贵阳市东黔桂公路上，它在救护总队部未迁入前是一个植林场地，公路两旁及其附近的山谷地带植满了树木。在救护总队决定由湖南祁阳迁至图云关之后，它并无现成的房屋可以利用，需要平地起家，从办公室、材料仓库、汽车库、修理厂到职工宿舍，公共食堂和集会礼堂，一切房屋都得一砖一瓦地盖起来。经过建设，图云关救护总队的医疗条件渐有规模。 在图云关的救护总队工作人员平时有1000多人，高峰时连家属在内有近2000人。队员们宿舍十分简陋，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山坡之间，以稻草搭成屋顶，竹片编成墙板。贵阳阴天多，降雨量大，房屋既不防水，又不防寒，从总队长林可胜到救护总队的普通队员，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救护总队部的医疗人员大部分是协和医学院的专家教授，更有一些是国内医学界的权威，如医教部主任荣独山、内科主任周寿恺、外科主任张先令、骨科主任屠开元、生理教研室主任柳安昌等。他们放弃高薪的机会，在图云关住草棚，吃粗粮，但大家都毫无怨言。 在前线的救护总队工作人员生活更为艰苦。如1941年第二队报告，在湖南战场上的救护队员，终日用红薯煮饭充饥，实困苦万状。1942年4月第三中队报告，队员每日予米22两充饥，仅能饱腹。1942年10月第一中队报告，西北各队队员无不衣衫褴褛，薪酬微薄。在贵阳市档案馆所藏救护总队档案中，可见队员因战事瞬息万变，在匆忙撤退中遗失掉日常生活用品而感到愧疚的报告，实因当时生活用品奇缺，一衣一被也弥足珍贵。 图云关有一批国际友人，他们与救护总队队员一起同甘共苦并肩战斗。这批从欧洲远渡重洋自愿来华的外籍医疗队共20多人，都是具有较深理论造诣和实践经验的内外科医生，他们来自保加利亚、波兰、奥地利、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德国、英国、苏联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参加过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前线工作过，故而人们称他们为“西班牙大夫”。这些国际友人来华后，主动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并不要任何特殊待遇。1939年秋，他们来到贵阳图云关，以图云关为基地，开展医疗工作、培养医护人才，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一些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救护总队工作人员唯一的优越条件就是穿着方面比其他部队强，不论夏冬装都是免费供应，衣服上有特制的红十字铜扣。统一制服是救护总队迁到贵阳后，在林可胜总队长示意下进行的，“所有本部工作人员制服，以各地布价不同，衣料质亦殊，规定由总队部统筹购制分发（不收制服费）。计每人每年发给上衣两件，长裤三条，短裤两条，裹腿两副”。制服发下后，队员们穿上十分精神，这也给队员带来一些欣慰。 二 迁至贵阳图云关后，救护总队下属一室四股，即总队长办公室、医务股、材料股、运输股和总务股，比较重要的部门是医务股、材料股与运输股。 医务股领导医疗队从事战地救护工作。抗战初期救护总队下设三个医疗大队，分布在陕西、江西、湖南等地。迁至图云关之后，医务股得到扩充，医疗大队增加至9个，中队增加至40个，区队增加至94个，另有手术队9个。所属各大队、中队、区队及手术队，在正面战场上按战区划分配备。除了正面战场外，救护总队也派出医疗队到延安和江西协助八路军、新四军，为敌后战场的将士提供医护服务。 为军中将士提供救助之外，各医疗队也在驻地为当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并开展传染病预防、难民救护等工作。如1942年救护总队就曾在贵阳开设了两个诊所，为贵阳市民提供服务。又如1944年日寇进犯贵州黔南的独山县，大批难民逃往贵阳，每天都有几百人经过图云关。救护总队即在路边设置接待站，为过往难民诊治疾病，提供食物及防寒衣物。鉴于难民中传染病发病的几率较高，救护总队在图云关设置诊疗所，对难民一一进行检查，避免了传染病的流行。在贵州各地的救护总队医疗中队，也积极为难民诊治疾病，并进行传染病的预防工作。 在长期抗战中，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