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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花溪留下了许多名人足迹抗战时期的花溪不仅是黄埔军魂的安息地，同时也是南迁文人们向往的避风港。在炮火纷飞的20世纪40年代，领袖、名将、文人的相继到来，使这片土地变得十分“热闹”。 200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美国大兵卢?格里斯特在《一个美国大兵写自60年前的中国战区》一书中，回忆了当年他作为盟军入驻贵阳时，在花溪河畔度过的难忘岁月。对于中国人而言，花溪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在这片被称作“高原明珠”的土地上，人们往往被它秀丽如画的山水与淳朴的民风所吸引，而它在60多年前的抗战岁月里的人和事，反而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褪色。其实，在炮火纷飞的20世纪40年代，领袖、名将、文人的相继到来，使这片土地留下了许多历史的印记。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这是“七七事变”后，身为中国国民政府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抗日宣言。随着抗战全面爆发与日军步步逼近，首都南京告急。面对严峻的形势，国民政府采取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决定迁都重庆，将西南地区发展为守土抗战的基地。艰苦的8年抗战岁月，在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的大西南地区，贵阳花溪无疑是一片汇集了南北英杰、文人雅士的民族救亡园林。 早在那个年代，花溪就是一个书声朗朗、桃李芬芳的求学之所。坐落于花溪大桥旁的清华中学是一所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校。在70年前，它的校名为贵阳私立清华中学。该校创建于1938年，是在国难当头的危急局势下，为了培养和教育青年抗日救国而诞生的。1943年4月22日，时任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兼“中、美、英盟军”中国战区司令官统帅的蒋介石来到花溪清华中学视察。参观学校后，蒋介石对陪同人员说：“清华中学堪称模范学校。”临走前，与校长唐宝心等20余名教师在学校达公楼前的操场合影留念。 今天的花溪，是贵州第一所列入211工程的高校——贵州大学的建校之处。根据规划，以后还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校迁入花溪，将它建设成高校云集的大学之城。而在70多年前，这里同样是南迁高校尘埃落定的好地方。抗战爆发后，随着北方迅速沦陷，大量高校也跟随政府南迁。1937年11月11日，浙大校长竺可桢率领全校700多位师生由杭州出发，一路风餐露宿，辗转多处，终于在1940年1月到达花溪青岩。２月９日，青岩分校一年级和先修班学生361人开始上课。今日青岩镇内的道家万寿宫，就是当初浙大的授课地点之一。 青岩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古镇。早在清末，发生在这里的“青岩教案”震惊了世界；而辛亥革命先驱、贵州剪辫第一人的平刚先生亦是土生土长的青岩人。到了抗战时期，这里不仅是浙大南迁的分校落脚地，同时还是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安置点之一。这个抗日中转站设立于1939年1月3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直接领导，以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妥善地安置了疏散转移过来的党和军队高级干部的家属。当初周恩来父亲、邓颖超母亲和李克农家属皆被安置于此，周总理父亲的故居现今犹存。 在花溪公园葫芦坡以西，有一座庄严肃穆的衣冠冢。这里是曾经安葬过抗日名将戴安澜将军的地方。戴安澜将军为黄埔军校第三期正式学员。抗战爆发后，身为团长的他以家国天下为重，在华北平原与数倍于己的日军殊死搏斗，因屡建战功而升任为七十三旅旅长。之后戴安澜将军先后血战台儿庄、浴血昆仑关，为抗战立下汗马功劳。1939年1月，刚升任第五军军长的杜聿明将当时全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200师交给了戴安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配合英美对日作战，中国派军远征缅甸。接到任务的戴安澜将军把家属安顿在贵阳花溪，他自己则于次年春率军出征缅甸。在入缅作战期间，戴安澜指挥的同古保卫战粉碎了日军的进攻，打出了中国军队的辉煌。当时美国在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也竖起大拇指称赞道：“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声威者，始以戴安澜将军为第一人。”这段文字，现今被镌刻在戴安澜衣冠冢前的纪念石碑上。 1942年5月18日晚，200师官兵行至达郎科地区时，突然与日军56师团的两个摩托化大部队遭遇。激战中，599团长、贵州安顺人柳树与600团副团长刘杰壮烈牺牲。戴安澜师长的胸部和腹部各中一弹，他自知伤势严重，便吩咐598团的郑团长带领部队返回祖国。5月26日，部队到达缅甸北部的茅邦村。由于天气炎热，又缺粮少药，戴安澜的伤口严重恶化，无法医治，于当日壮烈成仁，时年38岁。戴安澜将军殉国后，他的灵柩先后辗转广西各地，直至1944年才经独山和都匀运回贵阳。贵阳市政府与各界人士商议之后，选取了山清水秀、又是戴安澜将军寓居过的花溪作为他的安息之地。4年后，戴安澜将军的灵柩从花溪随家属东归，迁回故乡安徽芜湖。为了寄托对这位抗日名将的缅怀和思念，贵筑县长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