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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自由到人格独立与创作鼎新 ——元代杂剧作家地位以及文学功能的重新确认 　　 　　内容提要：元杂剧发展繁荣，与文学和商业的密切结合息息相关。杂剧演出市场的兴盛，是杂剧创作繁荣的显性结果，也是促进其大力发展的强劲动因。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政治、经济三者的关系，改变了文学家与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当杂剧创作成为艺术演出市场链条中最重要环节时，杂剧作家有了在社会生活中安身立命的空间，他们在赢得经济自由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心灵解放与人格独立，这些在他们的作品中得以凸显。杂剧作家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全新面貌，对作家地位和文学功能都具有革命性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文学发展的历史走向。 　　关 键 词：元代/杂剧作家/经济自由/人格独立 　　作者简介：傅秋爽，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北京地域文化研究（北京 100101）。 ? 　　一 　　明朝方孝孺在《赠卢信道序》中评价前朝“元以功利诱天下，众欢趋之，而习于浮夸，负才气者以豪放为通尚，富侈者以骄佚自纵，而宋之旧俗微矣”，论断虽有偏颇，但确实又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元朝与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本质区别以及士风的根本转变。元朝重视商业，城市经济极为活跃，影响深入到了社会生活各层面。不仅在思想上冲击着重农抑商、崇义黜利的传统观念，而且在诸多方面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旧有秩序。以杂剧为代表的俗文学商业化程度加深，改变了文坛基本面貌和整体格局，改变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走向：“俗”文学迅猛发展，赢得了与“雅”文学分庭抗礼的半壁江山，而且带来了文学功能、作家地位等一系列的深刻革命。 　　元杂剧本身就是城市经济发达的产物。繁荣的商业、富足的生活以及相当程度的文化素养等因素，促成人口密度较高的都市出现了足够多的消费观众，也为戏班、剧作家、编导、演员提供了足以维持体面生活和延续创作新品的物质基础。元杂剧已经彻底脱离了戏剧敬神娱神的最初本源，也走出在宫廷里愉悦君王的基本形态，蜕变为以满足精神消费为手段赚取商业利润的商业行为。杜仁杰的［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阑》就形象地再现了某地杂剧演出的情景，这里不仅有相当于商业广告式的招揽：“见一个人手撑着椽做的门，高声的叫：‘请请’”；也有“要了二百钱放过自咱”纯粹商业性演出的清晰交代，还有“层层叠叠团栾坐”①专业演出场所的介绍，都可以看出元代杂剧演出，已经具备了商业化性质的所有必备元素。 　　一个城市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是这个城市最显著的文化特征。大都(今北京)富足繁荣，人们注重物质和精神享受，看剧听戏成为最重要、最普遍、最基本的休闲文化活动，具有民众的广泛性。无名氏［般涉调·耍孩儿］《拘刷行院》套曲中写道：“穿长街蓦短衢，上歌台入酒楼，忙呼乐探差抵候，众人暇日邀官舍，与你几贯青蛾唤粉头。休辞生受。请个有声名旦色、迭标垛娇羞。”②高安道的［般涉调·哨遍］《嗓淡行院》写道：“暖日和风清昼，茶余饭饱斋时候……待去歌楼作乐，散闷消愁。倦游柳陌恋烟花，且向棚阑玩俳优，赏一会妙舞清歌，矁一会皓齿明眸，趓一会闲茶浪酒。”③结伴看戏邀约听曲已经成为当时人们茶余饭后必不可少的休闲娱乐，而这种休闲娱乐是需要付费的。这是一个庞大市场，众多的艺术爱好者，常态化的消费习惯，造就了杂剧的极度兴盛繁荣。这为包括杂剧作家在内的杂剧生产者提供了较为稳固而丰厚的经济保障，使得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市场获得经济独立成为可能。 　　二 　　体制上，元代承续前朝，依然实行教坊乐籍管理制度，所不同的是，在籍的乐工、艺妓在完成官府规定的应招任务之余，可进行纯粹商业演出，并获取报酬。《青楼集志》云：“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④《马可·波罗游记》也说，在大都“附郭之中”居住的艺妓“计有二万有余，皆能以缠头自给”⑤。一般艺妓尚且如此，名家名角更是受到市场热烈追捧。顺时秀是大都名重一时的优秀演员，明初高启的《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赞扬她的歌舞出类拔萃：“仗中乐部五千人，能唱新声谁第一？燕国佳人号顺时，姿容歌舞总能奇。”而她的演出是如此的频繁：“晚出银台酒未销，侯家主第强相邀。宝钗珠袖尊前赏，占断春风夜复朝。”⑥其演出邀约之多、之频繁、之殷勤、之迫切简直令人应接不暇。可见当时人们已经具备了非常清晰明确的品牌意识。一旦一种商品具备了品牌效应，那么，它就具备了超值价值。消费名牌，对购买者来说，不仅是经济实力的象征，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可以让荣耀之心得到极大满足。这说明杂剧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其商业属性发展已经相当完备、成熟。观众对于优秀剧作家和演员不仅以掌声，更以酬金多寡来表达自己的评判。我们从《青楼集》以及其他元人诗词笔记中可以管窥当时一些著名艺妓的生存状态。如大都艺妓张怡云“名重京师”，她住在大都最为繁华的黄金之地海子(今北京积水潭)附近，家中日夜高朋满座，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