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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制度中文化因素及经济增长摘　要：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制度可以区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约束对正式制度的变迁及运行产生影响。只有与非正式制度约束相协调的正式制度变迁才能取得良好的经济绩效。引Hofstede的国家文化差异模型，运用36国面板数据重点考察非正式制度中的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键词：文化；经济增长；文化差异；非正式制度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9-0004-05 一、文化因素解释经济增长的历史 现代主流的经济学研究通常低估甚至忽略了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家将不同文化中的群体抽象为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同质人群，研究资本、技术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实证检验的结果对现有理论的支持力普遍不足。社会学家则倾向于认为文化渗透于经济的方方面面，忽视文化将无法全面认识经济增长。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是：文化传统通过长期的运行形成的共同观念、价值观影响着人们工作、消费、投资、储蓄和冒险的意愿，对所在区域的人群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全球各地的经济市场都与各地在历史、社会结构、心理、宗教和政治状况方面的独特性相适应，表现为差异化的经济增长景观。 社会学家较早便开始了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Weber（1904）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探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而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宗教与信仰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可看做对文化要素影响经济增长的早期分析。 20世纪后期，东亚国家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以及东欧及前苏联转型经济体的差异表现，促使经济学家逐渐关注并重视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Morishima（1986）遵循了韦伯的思路，但不同意韦伯认为儒教阻碍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他探讨了儒教对日本经济成功增长的作用，认为日本工业化的成功得益于西方国家的技术和日本化的儒家伦理，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节俭观，由此提供了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积累。Fukuyama（2004）将文化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归纳为四种：文化影响组织与生产；文化影响人们工作、消费的态度；文化影响制度的创新与运行；文化影响社会纽带的形成。邹恒甫（1991，1993）则明确把宗教代表的文化要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数理模型中，得出一国储蓄率与该国资本主义精神体现的文化成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即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能提高一国储蓄率，而高储蓄率又转化为高投资率和高产量增长率。 二、Hofstede的国家文化差异模型 荷兰文化协会研究所所长Hofstede用20种语言从态度和价值观方面，在收集了40个国家（包括从工人到博士和高层管理人员）共116 000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撰写了著名的《文化的重要性》一书。根据研究成果，Hofstede认为：文化是在一个环境中的人们共同的心理程序，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体、区域或国家的这种程序互有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可分为四个维度：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避免（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以及男性度与女性度（masculine versus feminality）。 权利距离（Power distance，PDI）。权力距离即在一个社会或组织当中，权力的集中程度和领导的独裁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接受组织当中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权利拥有者的决定被人们的认同程度，被挑战还是广泛接受。高权利距离文化下的社会，人们可以更加坦然地接受地位的巨大差异。 财富的分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种文化的权利距离。权利距离大的文化，财富分布会集中于少数人群。 个体主义VS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vs. individualism，IDV）。“个人主义”是指一种结合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其中每个人重视自身的价值与需要，依靠个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集体主义”则指一种结合紧密的社会组织，其中的人往往以“在群体之内”和“在群体之外”来区分，他们期望得到“群体之内”的人员的照顾，但同时也以对该群体保持绝对的忠诚作为回报。中国和日本都是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员工对组织有一种感情依赖，应该容易构建员工和管理者之间和谐的关系。 男性化程度（Femininity vs. masculinity，MAS）。男性度与女性度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