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纳税意识变迁及其成因研究-1990-2005.doc

中国公民纳税意识变迁及其成因研究:1990-2005摘 要：以1990-2005年间4次公众价值观调查数据库中关于中国的数据为基础，采用非参数检验、对应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公民纳税意识的变迁及其与公民对公共服务信任度的关系。结果显示：(1) 中国公民纳税意识在1990-2005年虽处于一个较高水平，但在1995－2005年间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2) 造成近年来中国公民纳税意识下降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以下方面：一是中国公民税收权利意识的觉醒，这使中国公民开始用挑剔的眼光审视政府的收税及用税过程。二是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扭曲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导致公民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下降。 关键词：纳税意识；税收遵从；非参数检验；对应分析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 言 如何在控制税收征纳成本的同时，提高税收遵从度是各国税务机关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标。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或地区的税收管理成本①和税收遵从度存在极大差别。2007年OECD主要国家的税收管理成本在0.41-2.41%之间[1]，而同期我国则为6%左右（第一财经，2008），税收征收成本远高于OECD国家。地下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税收遵从度的一个重要指标，1990-2000年我国地下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在12%左右[2]，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逃税始终是我国税收征管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公民纳税意识的提升不仅有利于降低税收管理成本，促进税收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而且必将极大地推动和谐税收的建立。在此背景下，研究纳税意识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就显得亟需与必要。 自20世纪70年代起，学者们已经从不同角度对税收遵从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基本结论是税收不遵从行为被制裁所威慑。其中以Allingham-Sandmo(1972)[3]模型为代表的经典税收遵从理论，将逃税行为视作纳税人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的风险决策。根据这一模型，逃税程度是逃税者被查获的概率和政府对逃税实施的惩罚的函数，且它们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然而这个模型受到许多后来研究者的批判[4]，其根本原因在于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该模型过高地估计了逃税程度。研究显示纳税意识是影响遵从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5,6]，Torgler et al (2009)[7]的研究显示社会制度质量、公民纳税意识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下经济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Lassen(2007)[8]认为的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与地下经济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腐败会削弱纳税人的纳税意愿。但对纳税意识与相关因素之间的作用机理，我们仍知之甚少。 本文旨在以中国的数据为基础，进一步从微观层面揭示影响中国公民纳税意识的变迁。相对于国内外的其他同类研究，我们的研究具有两个主要优点：首先，以针对中国公民的大样本调查作为基础，这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其次，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时间跨度长，本研究涉及从1990-2005年15年间4次调查的数据，能较好地反映公民纳税意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变迁。 本文如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主要分析1990-2005年间中国公民纳税意识的变迁；第三部分对纳税意识与公民对公共服务信任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第四部分对人口特征与纳税意识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最后是简短的结论。 二、中国公民纳税意识的变迁 本文所用数据源于公众价值观调查中1990-2005年4次调查中所形成的数据库中关于中国的数据。公众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通过在世界范围收集人们的价值观和信念的变化以反映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等诸多方面的改变。该调查不定期地在40个以上的国家中进行，目前已经进行了5次，分别是1981、1990、1995、2000、2005年②。该项调查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在各国和地区均由较权威的调查机构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调查数据的质量。在中国的调查主要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进行，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内选取1000个以上样本进行入户调查。其二，每次调查的问卷中涉及的问题大致相同，因而能较好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公民价值观和信念的变化。 在公众价值观调查中与纳税意识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逃税在多大程度上为公民所接受。具体问题是如果有机会就逃税，对于这种行为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备选答案为1-10，其中1表示“完全不能接受”，10表示“完全能接受”，2-9表示“介于完全不能接受与完全能接受之间”。公民对逃税行为愈是不能接受，其主观上逃税的动力可能就越小。在本文中用其作为中国公民纳税意识的代理变量。 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将备选答案1-10进行适当的转换。考虑到备选答案5-10之间的差别很小，受访者也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