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开背景下的庭室合作之思考.DOCVIP

“司法公开”背景下的庭室合作之思考 张高峰 “司法公开”，不是一种两可选择，而是一种历史必然；“司法公开”并非终极目标所在，而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然手段。正因为它是一种手段，理解不当抑或运用不当，所致之结果难免千奇百怪，甚或南辕北辙。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同感，“司法公开”有助于增强司法互动、提升司法公信力；司法公开有助于消弭误解，提升司法效率。“司法公开”，不该成为“为公开而公开”的言辞粉饰，否则丧失了其存在的价值；“司法公开”，亦不该成为历史推手下的任务性角色，否则真会成为“不幸言中”的沉重负担。我们应该达成这样的共识：“司法公开”，实际为“内外共力，内修外治”；“司法公开”，必须强化内部治理，这是“司法公开”的保障，更是“司法公开”的底气所在。而所谓内部治理除了须重视法院的整体治理、法院各庭室内部的独立治理以外，亦须重视法院各庭室之间的合作。相比之下，后者的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一、庭室合作之重要性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整个法院的运作，无法脱离制度的建设和落实。通观制度构建，我们不缺整体性的规章制度，亦不少各庭室的自治性规定。具体庭室均能竭其所能，积极地推行相关举措、建议可行性方法，反映新问题、热点问题、疑难问题，类之尔。这让我们看到了具体庭室日常工作中办案、办事的独立性。然而，切实所需远非如此，我们更想看到的是庭室之间的相互沟通、共建合作。笔者认为，各庭室确实需有独立性，这不仅是形成竞争的客观需要，更是工作独立性的需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庭室之间沟通合作之必要性。否则，其不仅容易造成“各自为政”的假象，亦会对整体办案质效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引申开去，其对“司法公开”的推行亦会造成极大消极效应，因为真正“司法公开”之所需，不是割裂的公开，而是一体的公开；不是取舍的公开，而是真实的公开；而一体、真实的公开，则须各庭室加强合作方能成就。显然，区别于其他国家机关，法院的“立、审、执、监”为其特色所在，亦为“司法公开”的社会关注点。而处理好四者间的关系，亦显得尤为重要。笔者将借助一定角度从“立审合作”、“审审合作”、“审执合作”、“审监合作”四方面略谈庭室合作存在问题。 二、庭室合作存在之问题 （一）立审合作——以“分案审理”为视角 在案件管辖方面，我们有民诉法为纲，有最高院、高院的案由规定做宏观指导，亦往往有法院内部的规定做微观细化，这一切基本保障了分案审理的需要。诸多因素促使案件管辖存在难度。第一，从各类规定本身来看，囿于任何规定无法摆脱周延和细化难以兼顾之怪圈，任何规定无法摆脱滞后现实之命运的局限性，无论是宏观抑或细化，均系抽象的产物，而案件本身是具体的，细微的差别即导致案由性质的天壤之别；第二，从案件本身来讲，其并非“依法量身定做”的产物，不乏大同小异雷同案由，更有社会经济变革中不断涌现的新型纠纷；第三，从诉讼参与者来看，当事人认识的差异及代理人诉讼手段或技巧的运用，又给案件定性设置重重障碍。立案庭审查，作为案件审理的第一阶段，应尽现“合理审查”之义务，尽可能地保障案由定性准确。但笔者认为，我们应有如此共识：其一，“合理审查”并不等同于案由定性准确，“百密必有一疏”，更何况“立审分离”的制度模式从根本上决定了案由定性偏差甚或错误的不可避免；其二，立案部门的职责主要在于保障合理诉求能够进入法院解决，不能因为案由问题将人拒之“法门之外”。于是乎，案件自然进入案件审理的第二阶段：审判庭审查。审判庭除了需要根据案情作出裁判、调解的合理处理外，亦须从始至终地合理判定案由。显然，后者不仅是对立案庭审查义务的有益和必要补充，更是终极意义上公正裁判的基础所在。而审查主体的差异，审查程度的深浅，决定了案由定性认知的差异。缺少沟通，则差异的鸿沟愈发扩大；缺少合作，则问题的积累愈发繁多。倘若原始案由定性有误，但仍在原审判庭审理则罢，毕竟可以借助庭室内部机制，实现快速处理；倘若须移送其他审判庭加以审理，无疑加大审判庭的工作难度。 （二）审审合作——以“移送审理”为视角 倘若案件需要移送其他审判庭审理，该如何处理？于是乎，通过事后审判庭间的沟通、认知审理阶段或审理期限经过的长短来决定是否再移转给其他具体业务庭，似乎成为一种可予采用的补救措施。笔者认为，上述方法不能完全有效地解决问题。首先，事后沟通，显然属于一种临时性的补救措施，费时费力，而且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次，通过审理阶段或审理期限经过的长短来决定是否再移转，可以视为一种长效应急机制，但是过于机械，忽视了各审判庭审判权限的特殊性，忽视了各审判庭与上级法院审判庭的对口衔接问题。再次，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个别案件的处理，而是同类案件的应对，上述方法仅仅重视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系列问题整体沟通、长效应对的必要性。从本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