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瑞典经济制度比较研究.docVIP

　　中国与瑞典经济制度比较研究 --1.绪论 1.1问题的提出 人类社会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社会经济制度的不断演变和更替的过程。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取代封建经济制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他指出,“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旦被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建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任其完全自由地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斯密认识到了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对于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他没有认识到经济制度选择和形成的依据。 中国与瑞典的经济制度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是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形成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实践中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都创造了骄人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两国经济制度选择和形成的根源是什么？两者各有怎样的特色？有何本质特征的差异？导致两国经济制度本质差异的原因是什么？以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瑞典模式是“普世价值”吗？如何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些是本文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1.1.1经济制度及其变迁的一般原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关于经济制度的含义及其变迁做出了截然不同的理解。西方制度经济学派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把经济制度的变迁完全归结为“理性的人”的主观选择,缺乏科学性。他们以“理性的人”为假设前提,认为制度是指“一个人对共同体内部其他人之间关系的主观理解,制度的变迁与否是各个行为人在衡量自身的可能收益和成本后作出的最后决策。”西方经济学家大部分认为,制度也就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一种游戏规则,它的选择是人们依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主观选择的结果。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人们制定出来的规则和道德伦理行为规范,诺斯还阐述了国家政权等政治机构的社会分配功能在社会经济制度选择和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突出强调了上层建筑在古代社会经济制度变迁中的重大影响。 瑞典经济学家林德伯克对什么是经济制度做出他自己的理解,他企图撇开政治争论,“反对仅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传统研究方法去区分经济制度,提出应从多方面去描述它”,他认为“一种经济制度就是用来就某一地区的生产、收入和消费作出决定并完成这些决定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林德伯克把经济制度分为八个方面“决策结构、资源配置机制、分配机制、财产所有权、激励机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企业之间的关系、对外经济关系。”林德伯克对于经济制度的理解只是考察了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层面,忽略了经济制度作为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对社会经济制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他们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出发,科学分析了经济制度的构成、变迁及其本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把社会经济制度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由于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制度等同于社会的生产关系,而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演化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所以,马克思认为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成于选择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状况。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栓桔。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正因为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找到了经济制度变迁的客观根源,因而他进一步强调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在阐述生产力是社会经济制度演变的最终决定因素之外,同时还强调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制度的重要反作用,换而言之,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等因素对具体历史的经济制度选择与变迁产生重要影响。而在上层建筑之中,国家政权是极其重要的方面,因而“任何一个阶级社会的经济制度的背后都有着潜在的暴力强制或维护。” 1.2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对中瑞两国经济制度进行比较的研究成果,据笔者所及,至今未曾见过。学术界关于中国与瑞典的比较研究散见于一些期刊论文,一般侧重于技术领域,比如,中瑞两国的医疗、科技领域、汽车制造、教育培训等方面。至于对两国经济制度进行比较,挖掘两者的不同特色、揭示两者本质差异的根源及其形成的“背后因素”,目前应该说具有广阔的探索空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