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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碳经济的发展面临的问题以及策略研究 --低碳经济的发展面临的问题以及策略研究 摘要：由温室气体排放所引起的全球变暖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到《京都议定书》生效，再到后京都谈判艰难上路，关于发展权与排放权的讨论不断升级，也催生了低碳经济理念。发展低碳经济既是气候变化背景下实现全球气候安全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大势所趋。阐述了中国在后京都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分析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资源与环境约束，指出发展低碳经济是践行科学发展的重要形式。 关键词：气候变化 后京都 低碳经济 科学发展 1前言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不断升温，中国在后京都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的受关注度也在不断升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作为全球能源消费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在后京都国际气候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质疑的。应对气候变化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关系到我国发展模式与能源安全、经济竞争力与对外贸易、国际地位与国家形象，必须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以积极姿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以低碳经济践行科学发展，实现发展目标和气候保护目标的统一。 2国际气候治理与中国面临的挑战 科学证据显示，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挑战，深度触及农业和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由于大气温室气体及其排放空间是全球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为避免免费搭车，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加以解决。伴随着全球环境保护的制度化趋势，建立公平有效的国际气候治理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议程之一。由于《京都议定书》所约定的减排目标非常有限，且目标执行年限也只到2012年，因此需要考虑《京都议定书》以后即“后京都”或“2012年以后”的国际气候协定。根据2007年底达成的“巴厘路线图”，国际社会期望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达成2012年以后的国际气候制度协议。由于各国利益诉求迥异，全球协调应对气候变化还面临诸多挑战。 后京都国际制度框架必须公平地反映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诸如责任、能力和减排潜力[1]。尽管各种方案设计均有其理性基础，但协议的达成，是一个通过谈判形成共识的过程。国际气候制度的走向，主要受科学认知、政治意愿和经济利益3个方面的综合影响。各方都试图从这3个方面入手，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在妥协中为打破僵局寻求一条可行的解决途径[2]。多方制衡，微妙影响国际气候政治格局。可以说，任何一方的立场变化或战略调整，都会对“后京都谈判”的走向带来重要的影响。 由于减缓气候变化涉及到各国的现实经济利益和发展权益，因此从1990年联合国大会启动公约谈判，到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再到后京都谈判艰难上路，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可谓一波三折，步履维艰。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谈判代表，一度将温室气体减排和经济发展放在比较对立的角度去认识。在这一背景下，承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强调在发展中寻求减排的“低碳经济”理念，率先由英国政府在其2003年发表的《能源白皮书》中提出，为国际气候谈判提供了新的思路。2006年10月，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经济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ics of GlobalClimate Change)指出，全球以每年GDP的1%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的5%～20%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 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发布以后，其所包含的科学结论已经不容否认地成为了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话语：人类必须一致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越早采取行动越经济可行。全球未来温室气体排放的2/3~3/4将来自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减排潜力也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各部门均具有较大的潜力。IPCC报告特别指出，全球未来温室气体的排放取决于发展路径的选择[3]。随着“巴厘路线图”的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行动不断走向深入，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关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把2008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定为“戒除嗜好!面向低碳经济”，希望低碳经济理念能够迅速成为各级决策者的共识。 中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从1990年至2003年的13年间，中国的能源消费增长占世界的25%，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占世界的34%。2003年中国的CO2排放量占世界的比例为14.1%，预计到201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0.7%，超过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