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的分歧——当代共主主义视域中的马基雅维利思想研究.docVIP

　　共和的分歧——当代共主主义视域中的马基雅维利思想研究----政治学论文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现代西方的典型政治哲学是自由主义，然而自由主义的快速发展，在西方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公民唯私主义综合症”，其“主流”地位不断受到各种其他政治哲学思想的批判。共和主义便是西方思想界中依托古典资源对现代自由主义范式的最近一次严重挑战。共和主义不是一个已经过时的贵族传统，在当代共和主义复兴运动中，基于一种对政治自由、制度设计的一种区别于自由主义的独特观念，共和主义获得了一种明确的理论认同。但是在当代共和主义内部，并不存在某种一以贯之的理论，而是各种不同的路径同时处于一种尴尬的张力之中。在这些不同的路径与理论里，可以归纳与划分为两大主要的分野：新雅典主义与新罗马主义。 新雅典主义，即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或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西方学者虽然大多在斯巴达而不是雅典中看到公民共和主义的先驱，雅典被许多人看作是自由主义的先驱，但是当代共和主义的“希腊派”代表，比如阿伦特（Hannah Arendt）、波考克（J.G. A. Pocock）等，还是较多关注与雅典的传统，以积极自由的进路来阐述共和主义自由。在雅典的传统里，既可以在这个城邦国家看到对于商业和个人自由的重视也可以看到公民积极参于政治和爱国主义。他们积极自由是为共和主义的内在的应然诉求，致力于恢复亚里士多德式的公民美德与积极的政治参与。正是在行动中，人类生活上升到它所蕴含的普遍价值的层次。这种“公民人文主义”是共和传统的实质性部分；新雅典主义又被称为制度共和主义（constitutional republicanism）。在佩蒂特（Philip Noel Pettit）看来，共和主义从起源和特征上是一种罗马传统，尽管阐述了它的罗马作家们是古希腊以降一系列思想观念，罗马共和国以立法的方式，即用法律保护公民的自由，而不是以行政的、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的方式。于是斯金纳（QuentinSkinner）、佩蒂特等人转向了对罗马共和主义传统的论述。在这种罗马的传统中，公民德性被降到一个次要位置，制度才是共和政体的核心，“自由在政治中需要一种共和制度的保障”。在这种罗马传统中，具有三个轴心式的要素：一种无支配的自由观念（a conception of freedom as non-domination），一种规制政策着眼于公共利益之宪法，一种蕴涵着具有罗马特征的制度形式。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马基雅维利作为历史中的重要人物，对他的研究十分丰富，从其生平、时代背景论至其思想等各个方面。在这些研究中可大体梳理出两条清晰主线：一是把马基雅维利视为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家，并将其指斥为“恶魔”和“邪恶的导师”；二是将他看成是一名诚挚的爱国者和共和主义的继承者与倡导者。前者主要关注的是他的《君主论》，后者则重点注意其《论李维》中所流露的共和主义的情绪。 其中反对马基雅维利的论据主要来自于其著作中对维护权力应使用“非道德”手段的宣传。这种对马基雅维利的看法从其《君主论》一经诞生就表现了出来。在 1559 年，《君主论》在欧洲被列为禁书。1569 年让·布丹撰写了《共和六书》，其意图之一就是批判马基雅维利的权术论。出生于意大利的法国王后卡德琳·德·美第奇在法国实行了暴政，法国人创造了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sm）一词来形容政治上的尔虞我诈、背信弃义。在启蒙时代，启蒙思想家们对马基雅维利仍以批判为主，伏尔泰就称贬斥其为恶毒的马基雅维利。到了现代，芝加哥学派仍旧批驳马基雅维利的权术思想，利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在《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中认为马基雅维利的学说“是恶魔的学说，他本人就是一个魔鬼，在阐发着邪恶”。 相反，许多学者也致力于恢复马基雅维利共和思想家的面貌，秦梯利（Gentili）在 1587 年指出，马基雅维利是民主的支持者，“他憎恨暴君，揭示了他们所有的秘密并公开展示人民所遭不幸的程度。”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同样也指出了马基雅维利思想的意义，认为“他或许想表明自由的群众应如何谨慎地把他们的福利交给一个人（君主）。”在17 世纪，英国的共和主义者（哈林顿、西德尼等人）则认为马基雅维利是把古代的经验之道传给今人的中最重要的一位。休谟（David Hume）也同样认为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天才”。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与斯宾诺莎持相同的观点，但进一步肯定了马基雅维利对与共和主义者的影响，“其实他倒是在给人民上课…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实际上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黑格尔（Georg Friedrich Hegel）是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