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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典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探究摘 要： 产学研协同不仅有助于国家创新系统内的知识流动，也是提升国家产业技术能力的基本途径,已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两层皮”的问题仍然存在，二者还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偏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创新战略竞争力。国际上典型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是不同创新主体通过基于价值增值的知识流动联系在一起，在流动中实现价值增值。基于知识中介的产学研协同机制及发展趋势是对隐性知识的交流与转移，不能被竞争者轻意复制的独特技能，建立知识驱动，开放的及更加交互的创新系统。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可借鉴的有效解决方法是：开发专利协作模式；发展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组合模式；建立产学研网络型创新模式。 关键词： 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中介；知识转移；协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 G6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2)05-0006-06[HT〗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经成为从知识的生产到知识商业化各个环节相互耦合、互动的价值链条。许多国家正在通过建立一种“知识经济”来增强经济竞争力，普遍采用的方法是支持产学研间的协作。产学研协作已经成为多数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创新系统中的信息、技术、资金和人才等知识在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间流动，使得知识的创新价值不断增值，不同创新主体则通过基于价值增值的知识流动联系在一起。产学研各个创新主体自身的活力和效率，并不能在整体上增强创新体系的功能和效率，必须通过广泛有效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协同推进\[2\]。不同国家在创新效果上存在的差别，不仅在于创新体系各要素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将不同要素综合在一起的协同作用，这是决定创新体系运行效率的重要因素。 大学凭借其知识创新与应用、服务社会创造价值，已经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能否适时高效地应用这些科学技术知识是决定国家经济增长实绩的关键因素，知识流动的方向与效率直接决定着这些知识应用的效益，因为它可以大幅度减少技术创新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性，最大限度地缩短技术创新时滞，进而决定着一国经济增长的实绩与国际经济技术的竞争地位\[3\]。然而，大学与企业由于部门分割以及目标趋向的不同，高校的这种外部知识不会自动地通过企业的边界流入。边界在规范行为及建立组织关系框架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边界同时阻碍了知识的传播，降低了知识流动的速度，如知识表达不当、省略了某些知识、有限的检索能力、内在的误差等限制了知识的转移，当边界的障碍因素被克服后，可加速知识创新与转移。建立系统、规范、高效的知识流动系统对整个社会创新系统来说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需的。 一、 典型的产学研协同创新 类型及其知识转移机制 （一）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环境 早期大部分国家的国家创新系统中,高校主要致力于高等教育和基础研究，大企业积极地采取创新性的活动将科学研究成果应用于商品化的产品中。然而，自从20世纪末以来，企业愈来愈强调产品和流程的持续创新，企业强调创新重要性的竞争策略要求投资RD,无论是机构内、通过联合与其他企业结成伙伴关系，还是外包给研究型大学及其他机构，甚至最大的公司也不得不专注于机构内的核心研究，而将基础研究及早期阶段的研发剥离给其他的合作团队：大学、研究机构，其中那些最能胜任者除了承担上述研究外，还从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4\]。近十多年来出现的这种趋势促使企业采取更加开放的创新策略，且与大学形成研究联盟，并已呈现出巨大的研究潜力与广阔的发展前景。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大学与研究机构愈来愈多地参与商业研究，其中，这种在法律（例如贝尔—多尔(Bayh-Dole)法案、中小企业专利过程法案等）范围内形成的趋势促进了“第三流”的活动。他们与大学教学和科研的传统职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此外，大多数欧洲国家也采纳了类似Bayh-Dole的法案，该法案规定，技术转移办公室TTO（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s）在法律上拥有从研究中产生的知识产权，大学（研究机构）研究成果的商业化流程包括教育创新、在研究成果中积极地搜寻商业机会、市场调研、知识产权保护及指导建立商业计划，同时大多数欧洲政府开始资助产学研间的知识交流服务。日本于1995年实施了关于科学技术的基本法律及各种体制改革，如1998年TLO(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s)法律的实施、1999年日本版的Bayh-Dole法案的引入等，旨在促进产学研的协作\[5\]。在区域政策领域，经济部、商业与工业部于2001年发起了“工业聚集计划”（现在称为METI），文化、运动、科学与技术部在2002年发起了“知识聚集创新活动”（现在称为MEXT）,在这两项活动中，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