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江跨省生态补偿试点调查.docVIP

新安江跨省生态补偿试点调查“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蜿蜒385公里、横跨皖浙两省的新安江，素以江水澄澈碧透著称。其下游则是浙江省重要饮用水源地，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的战略备用水源——千岛湖。 在国内多数大江大河、淡水湖泊频频拉响水质警报的大背景下，千岛湖依然是全国水质最佳湖泊之一。由于其60%以上的入湖水量和集雨面积都集中于安徽省境内，因此，上游新安江的来水质量必须“严防死守”。 不过，上下游如何来分担保护和治理的责任，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两地政府。迄今，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尚无一条涉及生态补偿，跨省操作更是难上加难。 所幸的是，经由数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奔走呼吁，中央领导多次批示，国家部委持续酝酿，安徽、浙江反复磋商，终于形成一套中央及两省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 按照约定，财政部直接划拨安徽省3亿元补助资金，用于新安江流域水环境治理。一年以后，若两省交界处的新安江水质达到一定标准，由浙江省补偿给安徽省1亿元；若水质达不到标准，安徽省则补偿给浙江省1亿元。 2012年上半年，安徽省黄山市、浙江省淳安县连续6次在两省交界处的新安江江段检测水质。此举意味着中国第一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开始进入实质操作阶段。 那么，谁在幕后推动试点？能否抹平既有分歧？哪些方面亟待完善？长效机制如何建立？ 试点来之不易 “试点工作能够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中国水利水电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何少苓感慨万千。 1998年，千岛湖第一次遭遇蓝藻侵袭。据此，在1999年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上，浙江省代表团正式提交一份关于“要求安徽省加强新安江流域上游漂浮物清理”的建议。 很快，安徽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诉求。2000年全国“两会”期间，安徽省代表团建议“尽快将新安江流域污染防控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到国家计划；安置歙县库区后靠上山移民外迁工作”。 水利部、国家环保总局先后作出了回复。不过，歙县籍全国人大代表潘金根直言：“回答模糊，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不很满意。” 2001年，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宋瑞祥带队现场调研，并在杭州首度召开了两省的协调会，但始终没有满意的解决办法。 转机发生在2004年。全国人大代表何少苓及其团队专程前往新安江，对上下游水资源保护和生态建设，进行了为期6天的实地调研。他们从安徽坐船，沿江而下，一直到千岛湖水库大坝上岸，一路了解两省的意见。 据何少苓回忆，当时，千岛湖水质已变为Ⅲ类，已无法达到功能区划Ⅱ类水的水质目标。其实，湖水水质总体良好，只有总氮超标，主因是来自上游8万“后靠上山”移民的面源污染。 而上游各市县同样颇有微词：“由于保护新安江流域的水质，上游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两省之间存在不少矛盾，且相互之间沟通也不够。”何少苓说。2003年，钱塘江污染到了最危急关头，杭州海水倒灌，几乎让整个城市供水陷入瘫痪。于是，杭州市决策层研究了一个向千岛湖年调水10亿立方米的规划。而安徽省则规划在新安江上游黄山市境内，修建一座库容为8.4亿立方米的月潭水库。但是，两省之间并未进行任何协调沟通。 凡此种种，促使何少苓认识到，两省各自为政，根源在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悖论。“上下游应享有公平公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上下游应协调起来考虑。” 2005年3月，在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上，何少苓等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在新安江流域建立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和构架“和谐流域”试点的建议》。这正是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概念的“雏形”。 之所以建议选择新安江先行试点，是因其“具有较好的条件和基础”——新安江只涉及两个省，主要流域范围在黄山、杭州两个地级市，关系相对较为简单；流域水质总体良好，污染治理难度更小一些。何况，尽管两省存在分歧，但都有保护水资源的迫切需求。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何少苓等再次提交了“关于在新安江流域建设生态共建共享示范区的建议”，并很快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入12件重点督办的建议案。 这一建议与财政部不谋而合。2007年7月，财政部、环保部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列为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 漫长的磋商 不过，由于两省诉求相左，试点一度陷入僵局。 上游黄山、下游杭州，同饮一江水，然而跨越一条省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去甚远，且这种差距正日渐拉大。 一组数据可体现黄山的经济窘境：2010年，在安徽16个地级市中，黄山只有59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仅占全省4%；全市工业增加值约为101亿元，仅占全省2%。 而黄山也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沿海发达地区制造业成本居高不下，工厂纷纷选择内迁，地理位置与长三角无缝对接，开始成为产业转移的优选地。 只因地处长三角大水缸千岛湖的上游，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