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义-让癌细胞“改邪归正”.docVIP

王振义:让癌细胞“改邪归正”有好心，没有好的医术，救不了病人；有好的医术，但没有好的心，可能还会害病人。 我是从病人的身上获得了力量，所以必须将自己的全部回输给病人。 ——王振义 2011年1月，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给了王振义。此前，王振义已是除诺贝尔医学奖外拿过所有医学奖的“大满贯”科学家：何梁何利奖、瑞士布鲁巴赫肿瘤研究奖、法国台尔杜加科学奖、美国血液学会海姆瓦赛曼奖以及国际肿瘤学界最高奖——凯特林奖。今年3月，王振义又与他的学生、卫生部部长陈竺一起，获得由全美癌症研究基金会颁发的圣捷尔吉癌症研究创新成就奖。这一卓越成就，代表了肿瘤治疗领域的世界最高研究水平。 无论在领奖台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是在病房会诊，耄耋之年的王振义总挂着一丝微笑，眼睛眯成一条缝，如弯弯细月，语调不紧不慢：“40多年前，我就立志要攻克白血病。现在我只成功治疗了其中一种，还有20多种没有攻克。” 宣战：35岁时向白血病发起进攻 1924年11月30日，王振义在上海出生。 自幼，祖母就是王振义最爱的长辈之一。但在他7岁时，祖母不幸患了伤寒，虽然请到当时沪上知名的医生前来诊治，但限于医疗水平，祖母最终还是离世。 从小就爱问为什么的王振义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个病不能治？怎么会得这个病？真的没有办法了吗？”一个个问号在他心中凝成一种探求医学知识的渴望，也化为一股从医的萌动。 1942年，王振义免试直升进入震旦大学，并选择了医学专业。“这一选择一方面是因为祖母逝世后父亲希望子女有一人能从医。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当医生可以帮很多人。” 毕业后，王振义在上海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前身）担任住院医师。1952年，院系调整为由大内科趋向专业化，他选择了血液科。“当时我有些贪小便宜，以为这是个简单的学科，在显微镜下看看细胞形态，就能诊断了。真干起来，才知道这个病复杂得很。” 王振义与白血病的交集始于1959年。在那个大跃进年代，医院专门腾出一个病房收治白血病病人，希望短期内在白血病治疗上有所斩获。王振义被安排负责病房工作。 年轻的王振义充满治病救人的热情，没日没夜地守在病房里，还和团队一起喊出口号：三年攻克白血病。 随后，病房陆陆续续收治了60余名患者。半年内，所有的患者都做了化疗，都变成了光头。他们眼神中充满了对生命的渴望，但无一人能逃脱死神的魔爪。他们临死时的痛苦表情，使王振义的心如遭到电击般剧痛。 这是王振义第一次正面挑战白血病，以完败告终。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他对化疗产生了质疑，并深刻意识到：对一名医生而言，技术与爱心同等重要。有好心，没有好的医术，救不了病人；有好的医术，但没有好的心，可能还会害病人。 成功：用治皮肤病的药治白血病 1978年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成为王振义的研究重点之一。这是白血病中最凶险的一种，尽管其发病率并不高，但死亡率高。通俗地说，该病的起因在于，患者体内本该正常发育成长的白细胞突然“不想长大”，闹起情绪、搞起罢工，导致出血、高热等症状，病人抵抗力大大降低，最终死亡。王振义决心要“改造”这些癌细胞，让它们变“听话”。 王振义和研究团队屡获捷报，但成果仅限于动物实验。一个小女孩的出现，迫使王振义将临床运用提到了日程之上。 1985年，5岁的女孩小静（化名）从浙江辗转来到上海儿童医院。她患的就是APL。经过一个星期的化疗，小静出现感染、出血等症状，奄奄一息。悲痛欲绝的家人甚至买好了回家的船票。 王振义询问家长愿不愿试试他的新药。很多医生都劝他慎重。他却非常坚持：“我想好了。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用药1天、2天……第7天，小静的症状明显改善。1个月后，她脸色红润，病症完全缓解。这是世界上第一例口服全反式维甲酸而死里逃生、成功治愈的APL病例。 27年过去了，小静已经长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现在一家国际著名制药公司担任药物研发员。 有人认为，这一病例的成功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王振义却因为这第一例的成功而勇气倍增。在他安排下，研究生黄萌珥开始骑着自行车，到全市各家医院寻找APL病人。每找到一例，他们就与主治医生商量，试用诱导疗法。王振义担着天大的风险，又陆续治疗了24例病患，病情缓解率超过九成。 “要不是这24人个个命在旦夕，家属肯让我们治吗？然而，哪怕只有一个人出了问题，试验就完全可能被中断，前功尽弃！王老师也会名誉扫地！我们都为他捏着一把汗！”跟随王振义的一名医生回忆起当年的经历，至今“心有余悸”。 而王振义仿佛穿上了“红舞鞋”，欲罢不休，越治越坚定。他明白，从1个成功病例到24个成功病例——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找到一把钥匙，能成功打开一个医学史上从未开启过的“锁”。APL的治疗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