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障碍和其克服.docVIP

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的障碍及其克服 　　自2008年8月1日开始，我国反垄断法颁布实施已经两年有余了。这两年以来，反垄断法实施的实效似乎并不理想。反垄断法领域的案件除了和解的之外，几乎没有原告胜诉的案例。垄断企业在中国依然横行无忌，消费者维权仍旧困难重重。认真反思其中的原因，会发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不当、对行政垄断过于宽厚、私人执行无法操作等等。有些反垄断法制度的安排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是妥协的产物，现阶段无法改变，我们只能接受。对于可以改变，或者说可以改进的部分来看，反垄断私人诉讼无法操作乃反垄断法实施不畅的主要原因。 　　一、反垄断为什么需要私人诉讼 　　反垄断法的执行可以分为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两种方式。公共执行指的是由反垄断执法机关动用公共财政和权力资源对垄断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如我国反垄断三大执法机关工商总局、商务部和发改委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垄断违法行为所采取的执法措施都属于公共执行。除公共执行之外，反垄断法一般都还会有一套私人执行体系，即由反垄断执法机关以外的私人当事人发动的反垄断法执行。私人执行有多种方式，如举报、仲裁和诉讼等，我国反垄断法第三十八条及第五十条对之有相应的规定。反垄断私人执行的最主要方式是私人诉讼，指的是私人当事人通过诉讼方式来执行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私人诉讼制度始于1890年美国的《谢尔曼法》，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如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反垄断法都有私人诉讼的规定，私人诉讼已经成为推动反垄断法实施的重要支柱。私人诉讼在美国、加拿大、欧盟、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有着非常良好的表现。以美国为例，统计数据表明，在《谢尔曼法》开始实施的第一个50年(1890-1940年)，美国反垄断法私人执行案件数量并不多，总共只有175件，平均每年3.5件 [1]。而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后期，私人反托拉斯案件增长很快，私人执行和公共执行案件的比例超过了20比1。80年代开始，私人执行案件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有所减少，私人执行和公共执行案件的比例降到10比1。目前基本上维持在10比1左右的比例，也就是说私人执行案件占了整个反垄断执行案件的90%或更多。 [2]由此足以体现私人诉讼在反垄断法执行过程中的重要地作用。它具有诸多优点，可以弥补公共执行的诸多缺陷，能够与公共执行一道推进反垄断法的实施。 　　其一，私人当事人是反垄断违法行为的受害者，按照“有损害必有救济途径”的原则，赋予受害者以诉权，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特别是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是违法后果的最终承受人;而反垄断执法机关往往着重于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而忽视对于他们损害的救济，这样的做法实际上背离了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赋予消费者以诉权是必要的，否则，他们的损害将无从救济。 　　其二，相比于公共执行来说，私人执行更便捷更经济。在侵权、合同、财产权之类的法律关系中，法律的执行一般都由私人完成。私人发现他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直接(或者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院的审理，并通过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来实现其合法的请求。在这样的领域，私人提起诉讼无疑比公共执行要便捷得多，也更能保障相关法律的良好执行。在反垄断法领域，也是如此。因为财政预算有限，反垄断执法机关不可能对所有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在一些可获得的收益大于执行成本的案件中，由私人启动执行程序，无疑会节约更多的公共资源，也要更加便捷。 　　其三，私人执行可以激活反垄断法的自动实现机制。法律的实施如果完全由公共部门垄断的话，只要公共部门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出现行政不作为的情况，就完全可以使某部法律的效力被冻结。而如果允许私人启动法律的执行的话，私人当事人基于自身的利益，一定不会轻易放弃根据相关法律寻求救济的机会。这样一来相关的法律的实施就不会因为公共部门的不作为而出现形同虚设的情况，相关的法律效力也得以能够通过私人实施而自动实现。我国的反垄断法采取的是“双层次多部门”的执法模式，各个部门容易出现配合不当、相互推诿等情况，发挥私人诉讼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其四，私人执行可以减少垄断违法者对执法部门的不当影响。首先，私人执行能减少违法者对执法人员的贿赂。在反垄断执法部门的反垄断执法中，违法者会想方设法贿赂执法人员，从而使其违法行为逃脱法律的制裁。私人执行可以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虽然私人执行如果威慑太大，可能导致违法者开出高价与私人当事人“私了”，但这毕竟与反垄断法不实施、不实行不是一回事，并且这种情况也可以通过规则设计进行避免。其次，私人执行可以使反垄断立法免于被产业所俘获。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同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政府对市场的规制是为了满足产业对市场规制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即立法者会被产业所俘获;而市场规制机构最终会被产业所控制，即执法者被产业所俘获 [3]。为了避免拥有排他性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