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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春书记在“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论述中指出，中原医学文化以整体的治疗思想，多角度观察病理的方法，奇特的治疗技术，和谐的用药手段而著称于世，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国粹。中医药文化起源于中原，中医药大师荟萃于中原，中医药文化发达于中原，中医药巨著诞生于中原。 　　关于医学文化 　　医学文化，是指为涉及保健与疾病的各种正规的人类学活动，包括从生物学和文化角度研究人类行为与保健、疾病标准之间的关系，生物现象、社会文化现象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中医文化，是指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文化社会背景以及蕴含的人文价值和文化特征。它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原医学文化，以其整体的治疗思想，多角度观察病理的方法，奇特的治疗技术，和谐的用药手段而著称于世，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国粹。中原医学文化构成了中华中医文化的基础和主干。 　　中医文化起于中原兴于中原 　　有了人类，就有了医药的活动。中原地区是中华中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早在伏羲、黄帝时期，就有了医药起源的美好传说，中原成为中华中医文化的源头。从此，中医药文化形成于中原，中医药大师荟萃于中原，中医药文化发达于中原，中医药巨著诞生于中原。 　　王安邦（河南中医学院教授）：河南是中医的源头，是中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人们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逐渐发现了植物药；在长期的渔猎生活中，逐渐发现了动物药；在冶矿生产实践中，逐渐发现了矿物药。与此同时，又发明了针法、灸法和外治法等。在中原地区，有几位传说中的人物，留下了有关医药起源的美好传说。如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制医药”、“以疗民疾”，黄帝和大臣岐伯、雷公等讨论医药理论问题。到夏商周三代，医学理论已经萌芽，药物学知识不断丰富，治疗方法已是丰富多彩。这为战国以后医学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这些充分说明中医的起源是在河南。 　　战国秦汉三国时期，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时期，其标志是《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等医学经典的相继问世。《黄帝内经》大约是战国秦汉时期，为后世中医理论之源。《伤寒杂病论》系东汉南郡涅阳张仲景所著，该书的最大贡献是确立了辨证论治原则，奠定了临床诊断理论的基础。《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的洛阳，其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中药学理论。而这三部医药学著作主要是在中原完成的，可以说中华医药理论的形成是在中原。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医学得到了全面发展。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曾长期在中原行医，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集方剂之大成，对《黄帝内经》有大量征引和深入阐发。同时，他收录了张仲景著作有关伤寒病症的部分，从而使医圣文化得以广泛传播。 　　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医学的发达兴盛时期，其重心在中原。这一时期医学发展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医政设施的进步和完善。北宋在都城开封，设立“翰林医官院”、“太医局”及其他保健或慈善机构，把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分立起来。同时还设立“御药院”、“尚药局”、“医药惠民局”等专职药政机构，这一传统至今仍被沿用。“医官院”的“针灸铜人”，成为世界针灸医学发祥地的象征，在无言地向世人述说中原医学文化的鼎盛与辉煌。 　　明清时期，由于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我国医学在南方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河南仍涌现出了众多著名医家。 　　郭德欣（河南中医学院教授）：宋代以前，河南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中原大地名医荟萃，是名医最多，对医药学术发展贡献最大的地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春秋战国至明末，史传中有籍可考的全国5700多位名医中，河南就占912人之多。东汉时期南阳人张仲景，被后世尊为“医圣”。南齐时河南阳翟（今禹州）人褚澄，进一步阐述了中医基础理论。隋唐之际，河南籍的医家甑权（扶沟人）、孟诜（汝州人）、崔知悌（鄢陵人）、张文仲（洛阳人），在国内享有盛誉。宋金元时期，王怀隐、郭雍、王贶、张从正、滑寿等，对推动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尤其是河南民权人张从正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攻下派”的代表；河南许昌人滑寿，其在经络理论研究上的成就，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清时期，河南开封人李濂、固始人吴其浚、夏邑人杨、长葛人李守先、孟津的平乐郭氏等，以其独特的理论贡献，丰富了中医药文化宝库。此外，还有大批长期在中原地区从事医药活动的大家，如战国时期的神医扁鹊，三国时期外科鼻祖华佗，南北朝时期的针灸家皇甫谧，唐代著名医药学家、药王孙思邈等，都曾在河南行医采药，著书立说。 　　蔡永敏（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中原地区在历史上还形成了独特的药文化。产于怀庆府（今焦作市辖区）的“四大怀药”，即怀山药、怀菊花、怀地黄、怀牛膝，距今已有３０００多年的栽培历史，在众多的中草药中，独享有“华药”的美誉。而由之产生、发展成怀药文化、怀商文化。 　　百泉药王庙会，成了我国著名的药材集散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