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doc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大打字稿》 米歇尔·内多编辑 Ludwig Wittgenstein The Big Typescript Herausgegeben von Michael Nedo Springer-Verlag, Wien New York, 2000 不少人提起维特根斯坦，只会想起两本书：一本是其早年作品《逻辑哲学论》（以下简称TLP），一本是其晚年作品《哲学研究》（以下简称PU）。通过对于这两本书的解读，我们在传统上都习惯于将维氏的思想分成两个时期：以TLP代表的“维特根斯坦Ⅰ”与以PU代表的“维特根斯坦Ⅱ”。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TLP与PU以外的大量维氏遗稿（特别是他在思想转型期留下的思想材料）却在维特根斯坦研究中长期处于十分边缘的位置。 按此解释模式来观察维氏思想的人，无疑只是看到了一座庞大冰山的水上部分，而无法对整座冰山的全貌作出准确的综观。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至今仍十分流行的关于维氏其人其学的误解其实也正是来源于这种无知：比如，将维氏在PU中对于TLP的批判看成是某种从天而降的“顿悟”，而不是他对于一系列渐进的思想嬗变过程的所作的谨慎结论；将维氏晚年零敲碎打式的思想评论形式看成是某种别出心裁的产物；或将维氏本人视为一个“述而不作”的“天才”，以极少的哲学写作量意外地获得了极显赫的哲学史地位。这些偏见无疑在根本上削弱了维氏思想在汉语哲学界的实际影响力：尽管很少人敢于在口头上诋毁维氏的价值，但在不少人心目中，他既缺乏胡塞尔那样的“思之严谨”，亦缺乏海德格尔那样的“史之厚重”。 然而，随着专司搜集维氏转型期思想材料的“维也纳版本”（Wiener Ausgabe）的陆续出版，这些积淀已久的成见正在受到强大的挑战。在新、旧世纪交接之际，该系列丛书中最重要的一卷——第十一卷《大打字稿》——第一次全文向世界公布，一个既不同于TLP也不同于PU的崭新的维特根斯坦形象也由此慢慢浮出了水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新” 维特根斯坦乃是一个严肃、勤勉的哲学探索者，他扬弃自己早年思想的复杂过程绝非PU所显现的那样简单；他对于传统哲学写作模式的抵制并非是心血来潮的产物——相反，BT本身就是他曾经试图以传统哲学著作形式写作的一个明证；他也绝对不是“述而不作”，而是“作而不发”，因为“维也纳版本”的缓慢出版速度（此套丛书自1993年开始出版，至今仍有近一半出版计划未完成），恰恰得归因于维氏遗稿的惊人数量给编辑、出版者所带来的庞大工作量。可以预见的是，这些新材料的问世，将会极大地动摇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范式。 维也纳版本简介 由于《大打字稿》是作为“维也纳版本”（以下简称WA）的一部分出版的，在这里我们就很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这套丛书的情况。 该丛书所搜集的维氏思想材料的时限是从1929年到1934年，即上面所提到的“维氏转型期”。但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个“转型期”可以进一步上溯到1927年——正是通过是年2月与维也纳学圈领袖石里克的首次接触，已阔别学术舞台多年的维氏才开始慢慢恢复自己对于哲学的兴趣。按照一般传记专家的意见，1928年3月他所聆听的布罗威尔关于数学基础问题的讲座是促进这种兴趣全面恢复的一个重要契机，而这种刺激的直接后果就是他在不久后所作出的重返剑桥的决定。 维氏在1929年1月抵达剑桥大学，2月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哲学手稿的写作。他当时关心的内容十分庞杂，除了数学基础问题外，其研究的触角也伸入了诸如视觉印象、意识状态、语言运作的实质、逻辑的本质等等彼此看上去似乎有很大差距的领域。他喜欢用大开面硬封皮帐册来记录自己的思考心得，从1929年到1940年，这样的笔记共记了18本，在维氏遗稿编号体系中被依次命名为MS105~123。另外他还兼用小开面的笔记本，相关遗稿的编号自MS153起。通过对于大开面手稿中头十本（即MS105~114）的编辑，他本人又整理出了三本打字稿，其遗著编号分别为TS208、210、211。他将这些打字稿上的句段剪成字条，重新排序、粘贴，就这样复又制作出两本新的打字稿：TS209与TS212。在此基础上，他继续反复修改，由此便派生出更多的打字稿。从维氏的这种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上看，当时他的确是在为写一本纵览哲学各个问题的体系性巨著而作准备，或按照他自己以后在PU《前言》中的话来说：“我开始曾打算把所有的这些内容都集拢在一本书里；对这本书的形式我在不同的时候都有不同的设想。但我认为这书的要点当是：这些思想应该自然而然地从一个论题进展到另一个论题，中间没有断裂。” 尽管这部体系性的巨著最后还是胎死腹中（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PU的非体系化写作策略其实就是对于这种失败的承认），但是WA的发表毕竟让我们有机会详细地了解到维氏的这一段鲜为人知的思想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