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和企业避税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蔡洪斌 刘俏 本文主要研究..docVIP

竞争和企业避税：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蔡洪斌 刘俏 本文主要研究市场竞争是否会强化中国工业企业的避税动机。我们估计了竞争对企业报告利润（基于会计核算）和推算利润（基于国民收入核算）之间关系的影响。为了解决测量误差和潜在的内生性，我们使用了工具变量法、外生的政策冲击和其他稳健性分析。有（稳健、一致的）证据表明竞争环境越激烈的企业避税行为越多。无独有偶，处于相对劣势的企业拥有更强的避税动机。 最近，避税和逃税行为越来越多的关注有文献把避税和逃税行为重要的企业，考察了各种影响避税活动的因素例如，Slemrod（2004）Desai和Dharmapala（2006）。等特征如何激励进行避税活动没有被分析。Sivadasan Slemrod (2006)是分析印度的，几乎。2003年，国家审计局在对17个省份和城市随机抽取的788企业的调查中发现了111.9亿元人民币的所得税缺口(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A2, September 20, 2004)。Fisman 和Wei(2004)也找到了中国存在普遍逃避关税行为的证据。可以说，这些揭露逃税行为的例子只是中国企业避税及逃税行为的冰山一角。 直觉上，竞争压力越大的企业会更积极地避税，从而投入更多的投资资金到市场上进行竞争。因此，处于竞争更为激烈的行业中的企业以及在行业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企业应该有更强的避税动机。在早期的研究文献中（Cai和Liu，2007），我们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证明了这些结论。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着重于实证检验这些猜想。 我们使用的数据库是由中国国家统计局（NBS）维护的，其中包含了2000至2005年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年度会计简报所反映的企业层面的信息。在我们的样本中，平均每年有190,000个企业。然而，我们的实证分析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也是在讨论避税和逃税的文献中经常出现的，企业真实的会计利润是不可观测的。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学者们经常使用账面收入为真实利润的代理变量，使用账面收入与实际应税收入之间的差额（book–tax gap）作为企业避税行为的衡量Desai(2003；2005)以及Desai 和Dharmapala (2006)。但这种方法只适用于上市公司，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账面收入通常是无法获得的。 使用类似的方法，我们在国民收入核算（即。用总产出减去中间投入）的基础上计算了企业的推算利润。由于多种原因，这个推算利润与基于通用会计准则（GAAP）得到的实际会计利润之间会存在合理的差异。这主要是因为这两个系统的收入和成本核算规则不同，例如，并非所有的当期产出都能转化为企业的当期收入。资产折旧规则也可能不同。税收抵免（如收入，再投资抵免）及税务亏损结转可能是推算利润和实际会计利润之间差距的其他来源。由于这些原因，基于国民收入核算的推算利润PRO可能不是实际会计利润的一个好的代理变量，也肯定不如账面收入好。因此，在本文中使用推算利润和报告利润之间的差额作为避税行为的衡量不太适合。 然而，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只需要假设推算利润和真实利润是正相关的（这点由于这两个反映的都是企业的经济基础而显然成立）因为，我们的理论预测主要关注报告利润对真实利润敏感性的比较静态结果。只要推算利润和真实利润是正相关的，我们的比较静态结果将延续到报告利润对推算利润的敏感性。因此，我们的实证策略是检验竞争（以及其他感兴趣的变量）如何影响报告利润对推算利润的敏感性。 我们模型的理论预测均得到了实证结果的证实。特别是，我们获得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产品市场的竞争增强了企业从事避税活动的动机。多种衡量竞争性的指标（企业数量，集中度或者是行业平均利润率）对隐瞒利润的估计影响具有预期的符号并在统计上显著，并且这一结论不因对行业（3位数或者4位数行业代码）或市场（全国性市场或者区域性市场）的不同划分而改变。 我们主要的实证结果对于其他模型设定也是稳健的。除了OLS（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我们还使用了2SLS（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为推算利润和竞争寻找了工具变量。特别是，我们使用在四位数行业分类上在建立一个新的公司所需的许可数作为竞争的工具变量，用在四位数行业层面（不包括公司本身）的平均推算利润作为推算利润的工具变量。在所有的模型中，我们都找到了支持性的实证证据。另外，我们研究了竞争环境（解除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中两个行业的自然实验。所有这些研究都得到了相同的结论：竞争促使企业隐瞒利润。这意味着，即使内生性（如竞争）和测量误差（如推算利润）在我们的估计中构成了潜在的经济计量问题，他们对我们的主要结论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竞争的影响在经济上也是显著的。例如表4列（4）中的2SLS回归。当所有自变量取平均值时，推算利润每增加1个单位，报告利润将增加0.504个单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