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合组织在外来人口管理中作用探究.doc

社会融合组织在外来人口管理中作用探究摘 要：目前，城市外来人口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来人员作为一个贡献于本地社会而又与本地社会生活和文化存在隔阂的特殊群体，如何看待和处理他们与本地的社会融合问题，是确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艰巨任务。社会融合组织作为加速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载体，是特定时期和背景下的一种新型社会组织形态。慈溪市和谐促进会的实践证明，社会融合组织在外来人口管理中通过重构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之间的互动关系，实现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完善了外来人口的管理机制。 关键词：社会融合；外来人口管理；社会组织；社会融合组织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7-0083-05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城市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存在大量就业机会而形成的城市拉力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丰富形成的农村推力，诱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的现象，形成城市外来人口这一特殊群体。根据统计：“2010年，我国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86075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加116995327人，增长81.03%。”［1］城市外来人口在加快城市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合法权益受侵害的事情时有发生，对外来人口“经济吸纳、社会拒入”［2］的双重现象普遍存在，这对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近年来，浙江慈溪等地的社会融合组织参与外来人口管理的模式，在破解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难题、改变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衍生逻辑：中国语境下社会融合组织的产生 社会融合组织是西方社会融合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的重要产物，是在新形势下为化解二元社会结构矛盾、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群众组织形式。应当说，社会融合组织的产生既契合了我国推进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现实轨迹，又彰显了我国公民意识觉醒、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客观需要。 首先，社会融合组织的产生是公民意识觉醒和社会组织培育的客观需要。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社会。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所有社会资源、社会成员完全依附于国家的格局被打破，政府不断“下放权力”的过程唤醒了民众自主行使或影响公共权力的意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利益驱动机制更是极大地刺激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外来务工人员作为城市主要建设者，改变作为城市“附属品”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对自由、平等、公平的追求以及共享发展成果的期待也越来越强烈。因此，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导向和大力培育社会组织的现实背景下，承载着外来务工人员期许的社会融合组织应运而生。 其次，社会融合组织的产生是突破传统管理模式瓶颈的必然选择。传统的行政式外来人口管理模式在我国社会发展的某些阶段发挥了一定作用，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大潮中，传统管理模式的弊端已然显现。一是户籍制度下新型“二元”社会结构矛盾凸现。由于外来人口与当地村民相互之间缺少维系的纽带和渠道，一些外来人员集中的地区逐渐产生了当地长住村民与外来人口两个平行的社会群体，增加了社会管理的复杂性。二是传统村民自治组织的局限性不断呈现。当前基层社会对外来暂住人口的管理仅限于登记、做证，客观上使这部分人游离于社会管理之外，正常的党团活动、子女就学、扶贫帮困、文娱活动和权益维护等难以得到保障，原有的村两委会管理模式，在管理大量外来人口上显得比较吃力。三是外来人口正当诉求表达渠道不畅。以行政边界和户籍关系为标志是各级政府考虑社会公共管理、社会公共服务、社会公共福利的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外来人员虽暂住在农村、社区，但缺少利益表达机制，要进入当地组织体系存在重重障碍。因此，社会融合组织的产生符合现代社会公共服务理念，是探索体制外解决方法、促进新老居民融合的一种必然选择。 最后，社会融合组织的产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手段。基层党组织需要充分调动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不断增强基层社会活力，共同为促进经济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和谐贡献力量。实践表明，村（社区）党支部依托社会融合组织，借助新老居民的强大力量，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控制力、战斗力和凝聚力，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这是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重要手段。 二、“慈溪模式”：社会融合组织 参与外来人口管理的创新实践 慈溪市是一个经济发达地区，在2011年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中排名第七，浙江省内排名第一，具有较强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工业是慈溪经济的支柱，且以民营中小企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