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交通肇事罪逃逸条款的解析.doc

　　对交通肇事罪“逃逸”条款的解析 一、基本犯的成立——交通肇事罪基本条件之解析 　　刑法第133条第一罪刑单位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此规定在解释学上可视为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即对成立该罪之最基本、最低度的条件的概括。 　　以我国刑法界通说的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衡量，作为交通肇事罪之基本犯，在客观方面的危害行为必须是“违规”和“后果”的统一，缺一不可；即必须是在交通运输活动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并且相应造成了实际危害后果。根据法条的明示性规定，对违规只是定性而并不区分程度问题；而对于后果，也只是提出了重伤、死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要求，并不涉及死伤人数及能否赔偿等问题。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为了集中力量打击重大恶性交通肇事行为，又从行为人在事故中所应负责任之比例、具体损伤情况、违规程度等三个方面，限制并提升了法条意义上基本犯的成立条件。⑴ 　　从主观方面罪过的角度审视，行为人对自己的违规行为多数情况下为故意，即明知故犯——知道交通规则却故意予以违反（少数情况下为过失——对法规虽然不知但至少都属“应知”）。但由于我国刑法第14、15条对罪过的界分，采取的是“对危害结果的态度”而非“对危害行为的态度”的标准；以此法定标准衡量，虽然行为人对自己所实施的违规行为系故意——但这并非刑法之精确、规范意义上的“故意”，故根据行为人对危害后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对该罪的主观罪过只能限定为过失——多数为过于自信的过失（在极少数过失违规的情况下，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即行为人已经预见自己的违规行为可能发生肇事的危害结果，却轻信能够避免这种结果的发生。 　　行为人对自己的违规行为所可能引发的危害后果，仅仅是持一种“过失”的态度——交通肇事罪区别于各种故意犯罪的根本界限便集中于此！这一点对司法严格依法处置各种复杂情况——从程序法上证据的收集与采纳，到实体法之罪过性质及相应罪名的评价，均具有必须落实之重大意义和需要精心关注之操作价值。也由于本罪仅系过失犯罪，故对其基本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是十分合理并切实可行的。 二、加重处罚情节——对“逃逸”之解析 　　刑法第133条的第二罪刑单位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这里的“逃逸或者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在理解上只能视为是一种法定量刑情节而非定罪限制条件；在逻辑关系上只能是以基本犯的成立为前提（违规并发生相应后果）——属于在基本犯的基础上出现的一个加重量刑情节。在刑法理论上此为所谓的情节加重犯（对称于结果加重犯）——基本犯加上“逃逸或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当然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逃逸”系一种犯事以后的逃跑活动。按照《解释》的提示，即“为逃避法律追究而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其在外观上一般认为系一种积极的作为行为，在主观上系由故意的心态所支配；不存在“过失逃逸”的情形——行为人若确实不知道自己已经肇事而离开现场，则根本就不可能成立“逃逸”（这取决于证据情况——具体案件中肇事者往往辩称自己“不知”）。当然，这里的故意只是对逃逸行为而非对该行为可能再引发之结果（并非刑法第14条所指的故意），故交通肇事后虽有逃逸行为但其“过失”犯罪的性质不变——只是因情节加重故而法定刑相应加重。 　　以“为逃避法律追究而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的司法解释来解析逃逸，可能存在三种复杂情形难以包容：即（1）行为人将被害人送往 医院 后逃离；（2）并未离开现场但不对被害人施救而假装为旁观者；（3）不对被害人施救而直接前往有关机关投案自首。由于该几类情形的基本性质均等同于逃逸，故通常的学理解释方法是根据刑法通说理论对危害行为的类型划分，将“逃逸”也分为作为和不作为两大类——既包括积极逃离事故现场的作为，也包括消极不履行抢救义务的不作为，以涵盖上述情形。学者们或者根据“法律规定说”，或者依据“先行行为说”，⑵认为交通肇事后的行为人当然依法会被赋予两项义务——即救助被害人的义务和承担被法律追究的义务；对其中任何一项义务的不履行，均应当理解为属于条文所指称的“逃逸”。 　　但作此解释仍然存在诸多争议，司法若据此处断总不免显牵强附会，诉讼中必然会导致许多不必要的控辩纠缠。首先，作此解释明显超越了“逃逸”的词义范围。法律解释学在对“法律”的解释中，必须以法律文本作基础为限度——不得超越文本词义之最大意域；这是任何解释都必须遵守之基本规则，否则就不是“解释它者”而是“自创新体”。其次，行政法规上的义务能否直接作为刑事法上的义务，不无疑问——毕竟两者的指导原理并不相同。⑶再次，导致行为人对被害人之救助义务的先行肇事行为，能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