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另类发展的范式——韩国新村运动与中国乡村建设.doc

　　寻求“另类”发展的范式——韩国新村运动与中国乡村建设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some research efforts of China‘s scholars onrural construction and examines the possibility of Korea Saemaul Undong as a paradigmfor China ’s rural constructing movement in the future as some scholars have proposed.It argues that an up-to-doovement like Korea Saemaul Undong cannot solvethe rural problems that China noents on Saemaul Undong from three dimensions：the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background，the ics of its evolution. 　　一、导言：“主流”与“另类”之争 　　1990年代以来， 中国 知识界的左右两翼几乎在所有有关中国现实问题的讨论中都会表现出尖锐的意见分歧与对立，但在有关中国目前面临的 农村 问题的讨论中，却似乎有着难得的共识。各方专家均认为，导致中国农村问题产生的 历史 与现实原因具有高度综合性、关联性和复杂性，任何局部的或单项的政策调整措施都无济于事，因此，必须全面进行一场综合性的乡村建设运动，以缓解或解决日趋严重的“三农”问题。面对这样一场或迟或早将要到来的社会运动，政府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其政策导向，变“以 经济 建设为中心”为以实现社会的全面 发展 为核心，并扮演好启动者、组织者和主要出资者的角色。 　　然而，所谓共识也仅限于此。具体涉及到乡村建设的模式，知识界仍则存在较大分歧，有“主流”与“另类”之别。“主流模式”的倡导者认为，导致目前中国出现如此严重的农村问题，原因有二：一是发展性问题，即随着国家 工业 化和 现代 化进程的加速进行，必然会出现农村地区相对衰退的现象，目前世界上的主要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的某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这一阶段，中国也不可能避免；二是体制性问题，即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城乡分治制度严重损害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利益，并阻滞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工业化与城市化不能同步进行；同时，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各项制度条件迟迟不能建立起来，导致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现严重的制度供给不足，从而增加了农村问题的严重程度。因此，解决问题的基本方略就是破除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障碍，促进城市化进程并加快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按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统一治理城乡。同时，鉴于中国经济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以农补工”的工业化阶段已经过去，政府应该在推进上述“两化”的基础上，启动一场“以工哺农，以工建农”模式的乡村建设运动，大规模投资于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建设、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这样既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可以扩大国内需求，解决一部分城镇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实现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双赢”。[①] 　　“主流模式”的最大弱点，也许就是不对其解决问题的“效力”做出最后承诺。即是说，政府按这一模式进行乡村建设是可行的，也是应该的，但对最终是否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乡村问题则不作保证。同时，“另类模式”的倡导者也并不否认，按照这种他们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进行乡村建设也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目前日趋严重的农村问题。然而，他们更强调中国基本国情的特殊性，认为这种特殊性已经远远超越了各种基于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所能理解的范畴，因此，如果想从“根本上”缓解或解决农村问题，就必须首先祛除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迷雾，从指导思想上另寻他途，即所谓寻求“另类”发展的模式。 　　首先，尽管“另类”发展模式的倡导者也认为，目前中国农村中存在的问题虽然可以归之为发展性问题和制度性问题，但引发问题的原因是所谓“新自由主义导向的”改革，即中国的农村改革“所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所引发的问题多”（邓瑾，2003）。中国的农村改革“改”出了2亿多超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和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这被认为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其次，进行乡村建设必须着眼于未来。就未来50年看，“假若不出现奇迹也不出现灾难，中国经济仍然可以像建国以来50多年一样平稳发展，那么可较为乐观地估计，在未来5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维持过去50年的增长速度，即由1949年的10.6%到1999年的30.8%，5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了约20个百分点；1999年至2049年，即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