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政治性过度阐释现象分析.doc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政治性“过度阐释”现象分析 　　 　　“过度阐释”，按照美国著名作家和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的观点，就是以意义取代作品本身，为作品寻找意义对等物，最后，这个意义遮蔽了作品本身。她提出：“我们的任务不是在一件 艺术 作品中寻找最大量的内容，更不能榨取比艺术作品已有的内容更多的内容。”在作品应有之义之外，任何的阐释在她看来都是没必要的。作品本身拥有的意义应该由作品本身来体现，而不是靠作品之外的意义阐释来解读。当然，她所反对的是过度的意义阐释，适度的符合作品本身的阐释还是必要的。桑塔格反对过度阐释的观点可以从她主张用感受的方式来接触艺术的见解中可见一斑。虽然“过度阐释”概念是针对语言、文学、艺术等领域提出的，但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如带有政治性的“过度阐释”现象。 　　苏珊·桑塔格针对文学艺术领域提出的“过度阐释”现象，在其他领域也经常出现。比如：某学校在开运动会，发言人说，让我们把 体育 活动中这种不怕挥洒汗水的精神发扬到学习中去，发扬到我们日常的工作中去……这种体育精神体现了我校党政领导班子奋发向上的精神……。在某高校的流行歌曲决赛现场，主持人说，此次比赛体现了当代大学生以“八荣八耻”为行动指针的高尚品德……。实际上，以个体为单位的流行歌曲比赛，主题丝毫不关荣辱观的事。再以超级女声为例，我们看到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次公民意识的唤醒或者预示了民主时代的来临。这些言论都是过度阐释。按照香港中文大学 哲学 博士周濂的分析，超级女声与民主八杆子也打不着。他对超级女声的定位，首先是商业行为，其次是娱乐行为。它不会唤醒什么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充其量就是某种参与感，这种参与感是无方向的，它可以投向任何领域与事业。可以看出，某校的治校精神、某种德育指针、公民或民主意识，这些阐释都刻有某种政治的痕迹。这些对活动本身意义的阐释，都超出了活动本身的健身、娱乐、发挥特长、陶冶情操的目的而偏向于某种政治意义了。我们可以把这种超出活动本身意义而偏向于政治意义阐释的现象定义为政治性“过度阐释”。 　　对于政治性“过度阐释”，据说最有拿手的要属搞政治的人了。所谓“搞政治”的人，除了当权者，还有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这里，我们主要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政治性“过度阐释”现象。是不是教育者们在阐释带有思想性、政治性、教育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必然要在阐释活动本身在活动过程中的意义同时，去千篇一律地反复强调活动的政治意义，才能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呢?比如，某党支部进行党团知识竞赛，是不是只有在活动结束时阐释出“此次活动体现了党员学生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用实际行动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风貌”时，才达到了或更好地达到了使学生了解党团知识，以党的方针为指导的教育目的了呢?这种超出活动本身意义的政治性“过度阐释”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结果会怎样，应该怎样克服它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 　　 　　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政治性“过度阐释”现象出现的原因分析 　　 　　政治性“过度阐释”现象产生的具体原因很多。我们大体从以下角度概括： 　　1.价值文化心态的影响 　　“所谓价值文化心态，是对价值目标、价值尺度和价值取向等价值关系的感受、评价和态度……但价值文化心态对于价值关系的反映，主要不是求‘真’性反应，而是一种评价性规范性反映”［２］。这种评价性规范性反映的价值文化心态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它的产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在以儒家为正统思想的 中国 传统文化中，政治伦理中心色彩表现得最充分、最突出。长期习惯于将一切问题都化为政治、道德问题”［3］。在这种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很多思想政治教育者把各种活动的意义都戴上政治性的“高帽子”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价值文化心态“在于追问具有价值关系意义的事物和现象究竟‘应当怎样’，以求得行为实践的导向性自觉意识”［4］，这就更使得精心策划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组织者们寻求活动的某种政治意义，以求得使受教育者的日后活动有某种明确的“导向性自觉意识”。仿佛不这样明确阐释活动的政治意义就不放心了。于是，思想政治教育就由活动过程本身的隐性教育转变成为了看重阐释政治性意义的显性教育。关于这两种教育形式的效果，后文将作简要分析。 　　2.主体需要的影响 　　马斯洛认为，人类有五种基本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他们是人类天性中固有的东西，不可抹杀，并且某种程度上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人的动机活动组织的主要原理，是各种基本需要依其力量强弱或优先性的等级排列”［3］。也就是说，人们行为的驱动力也是建立在自身需要层次的基础上的。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他们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行为的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