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亚洲资本主义精神：东亚模式的文化渊源——台湾的案例分析.doc

　　探索“亚洲资本主义精神”：东亚模式的文化渊源——台湾的案例分析 关键词 ：亚洲资本主义精神；东亚模式；文化变项 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长期从事现代化与发展问题研究。对东亚现代化尤其关注。他自称“长久以来，我的研究重心始终是现代化和发展问题”，关注东亚，是由于“研究现代化的社会 科学 家 自然 会将注意力放在东亚”，东亚是“今天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当然还有其他关注理由。彼得·伯格认为他对东亚现代化问题关注的焦点是：“东亚或特别是 台湾 ，能不能作为一个让世界上其他地方学习的发展模型？以及在这个模型里文化因素是不是很重要？”[1] 一、东亚经验：呼唤现代化解释的“范式”转换 彼得·伯格认为，不管是好是坏，社会科学是西方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正值西方支配全球的时期。因此西方科学家解释当今所谓“现代化”（一个包括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过程的集合体）的现象时，就很自然地以欧洲和北美作为他们探讨的范畴。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初期的现代化理论。 我们到也不该过分指责他们是“种族中心主义”。毕竟，现代化的确曾是西方的产物，也的确是从西方扩张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但是，今天，“这个以西方为中心的观点已经不再适宜了”。当代社会至少已经出现三种现代化类型：“高度发展的西方 工业 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主义”；“战后在东亚产生的工业资本主义”。而证明“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理论“过时”的巨大“控制实验”正是“东亚的发展模式”。日本和所谓的“四小龙”即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甚至包括逐渐崭露头角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几个国家（以下所陈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指的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这些地方惊人的经济表现，已经激起全世界各地人们的注目。这种经济成就也促使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社会科学家和政府里的人去讨论所谓“东亚的发展模式”。[2] 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第二个案例”？ 彼得·伯格认为，东亚国家和地区与西方比较，着实是很突出的、独特的，或许我们可以说它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第二个例子”。东亚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经济特征，高成长率持续了多年，同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至少有一段时间，它也出现了收入不均减轻的情形。经济学家称为“反库兹涅茨效应”。库兹涅茨的理论认为高成长率通常总是带来收入不均的提高，到了后期才会趋向平缓。“台湾可能是最主要的例子”。这些国家和地区几乎全部人民在物质生活上都获得了相当惊人的改善。 第二，政府在模式发展过程中具有高度主动的作用。东亚当然有资本主义，但却不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香港可能是个例外）。其经济计划都特别着重于出口导向。 第三，东亚国家和地区也都是“低度发展”的福利国家，即便是日本也不例外。并且有较低的税率和较高的储蓄率，这两者可能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事实。[3] 三、东亚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内在关联：“文化”也应该被视为“变项” “即便是死硬派的经济学家，也不至于以为东亚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特征是在真空里存在的。” 它们与若干独特的文化、社会特征息息相关。如有非常强的成就取向的工作伦理；高度的集体团结感存在于家庭和家庭以外的一些群体中；对 教育 赋予相当高的声誉，同时对子女的教育有很强的动机；有着严厉甚而可说是近乎残忍的考选规范和制度，完全建立在“成绩表现”主义之上，并且从早年就开始用这套 考试 办法去择定社会的精英分子。“我想没有人会去质疑这些社会文化特征多少也是‘东亚模式’的一部分”，当然，经济学家往往称为“人力资源”。但值得质疑的是东亚的社会文化特征与经济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关联度到底如何？ 伯格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作为“比较利益”而运作。突出的中华文明的文化模式，在战后东亚经济奇迹发生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并不能保证这种“比较利益”能够持续到未来。文化的特质通常会因为适应新情境而改变。有时更会是政府长期干预的一个结果，特别是政府的教育与文化政策。因此，把文化视为一个静止不变的实体是错误的。[4] 四、质疑个人主义与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性 各派 历史 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一直假定“个人主义”的兴起曾是“现代化反应”的一部分。伯格认为，如果把范围限制在西方，这并没有什么大错误。西方个人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最早的孕育阶段。这种西方的个人主义提供了一快肥沃的土地以滋养现代化的许多成分和元素，譬如说，资本主义 企业 家的产生。当现代性一旦产生后，个人主义就会侵蚀传统中比较集体取向的社区和制度，把个人完全交给他自己。因而助长了个人主义的价值和社会心理现象。西方现代化说明了其与个人主义的关系，现代化过程反过来又促进了这种个人主义，并且还相当成功地把个人主义扩张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不少现代化理论，如美国的帕森斯（把个人主义称之为“自我取向”，深受韦伯“新教理性主义”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