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国影视文化状态必读.pptVIP

世纪之交的中国影视文化状态 导言 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中，每一个环节其实都证明着它存在的合理性。中国正经历着一种社会形态的渐隐和另一种社会机制的渐显，从而形成了鲜明的时代性特点：一方面是转型的冲突、分化、无序，另一方面则是通向共享、整合、有序的努力，这一社会冲突直接形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影视的品格和面貌。在用“中国特色”来搭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桥梁的过渡中，影视在继续用“主旋律”书写来承传主导政治的权威的同时，也在艰难地向文化工业转型。政治文化与文化工业的共生现实，可以说是90年代一幅巨大的天幕，中国影视便在这幅天幕下编织历史，并进退维谷地证明着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90年代以后的中国影视无论是就其与主流社会文化思潮的联系，或是进入现代消费市场的程度来看，都还没有能够建立起与当代人广泛的生活与精神联系。尽管如此，如果回眸这刚刚度过的10年，除了《孙中山》、《大决战》、《周恩来》、《焦裕禄》、《横空出世》、《生死抉择》等一批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表述的“主旋律”影片以外，《秋菊打官司》、《本命年》、《四十不惑》、《霸王别姬》、《背靠背脸对脸》、《三毛从军记》、《心香》、《找乐》、《鸦片战争》、《长大成人》、《阳光灿烂的日子》、《英雄》等一批影片，无论其人文深度或艺术深度应该说也都显示了中国电影一种生长的力量和渴望。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后期，意识形态的多元走向、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潮流、文化/艺术的启蒙倾向以及社会/心理的个性化趋势构成了这一阶段的主导特征。从80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发展则逐渐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执政集团通过机制修复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强化加固了政治的一体化体系，另一方面已经形成惯性运作的经济的国际化和市场化，又使市场经济逻辑渗透和影响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政治一体化要求与经济市场化趋势相互缠绕、制约，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协作。这样一种社会/历史状态，加上国际化、全球化格局，不仅作为背景，而且也作为“力量”，控制、作用、影响着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影视。 90年代中国影视文化正如整个社会文化一样，不可能象80年代文化那样充满异类、喧哗和叛逆，个人主义的、标新立异的、天马行空的现代主义美学形态被后现代工业所整合，影视文化中的先锋性、前卫性、实验性因素被降低到了最低点。同时，由于制作和融资方式的多元化，一些非主流、甚至非常规的影视仍然以一种边缘姿态出现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政治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夹缝中，出现了以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多种文化、多种价值观念、多种社会立场、多种意识形态体系共生并存的90年代影视状态。 一、“主旋律”策略：伦理泛情化与国族主义 90年代的中国影视，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生产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所以，与前一时期影视中各种政治观念、文化形态、道德思想以及美学流派的喧哗和骚动相比，90年代的中国影视应该说其政治主流性得到了明显强化，多元性被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所主导，主旋律不仅作为一种口号，而且作为一种逻辑支配着中国影视的基本形象。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主旋律”首先体现为以本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人物和历史事件为素材的“革命历史题材”、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在数量和规模上的迅速发展。199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199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1999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形成了三个高潮。八一电影制片厂先后推出的《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8部16集），李前宽、肖桂云执导的《开国大典》、《重庆谈判》，丁荫楠的《周恩来》、吴子牛的《国歌》，陈国星的《横空出世》等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它们将视野投向今天正直接承传着的那段创世纪的辉煌历史和今天还记忆着的那些创世纪的伟人。历史在这里成为一种现实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以其权威性确证着现实秩序的必然和合理，加强人们对曾经创造过历史奇迹的政治集团和信仰的信任和信心。……主流政治期待着这些影片以其想象的在场性发挥历史教科书和政治教科书无法比拟的意识形态功能（《开国大典》） 文献故事片与前一时期那种戏剧化的叙事结构、单一的叙事视点、平面化的视听造型不同，它们采用了全知、全局式的非限制性客观视点，隐蔽了那种包含明显政治评价和道德评价的主观虚构立场。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使这些作品具有了历史文献感。这些影片对文献性与故事性、纪实性与戏剧性、历史观与生命观、历史事件与人物个性、史与诗的特殊理解和处理，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影视类型。 2、“爱国主义”历史影视：无论是历史人物题材如《孙中山》、《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刘天华》或是历史事件题材如《鸦片战争》、《我的1919》，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