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红：大众传媒、社会表达和商议民主——两个个案分析.docVIP

?大众传媒、社会表达与商议民主——两个个案分析 李艳红 内容提要： 本文描述和分析了1990年代末期以来由传媒参与、促进公共政策议程的两个个案。在这两个个案中，社会表达得以实现，促成了公共商议，并导致了政府对商议基础上形成之民意的政策回应。本文的任务即是理解这一进程如何发生，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一过程，试图对此进行理论诠释。新闻传媒的能动性及其所立基的基本价值立场是上述过程得以发生的关键，其能动性必须放在当代中国传媒的市场化、新闻专业文化的生成以及作为消息来源的社会的生成和活跃当中去理解。通过分析传媒能动性的来源，本文也讨论了当代中国传媒参与商议民主的现实，及其在当代中国社会条件下持续存在的可能性。　　 按照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一般认为，在权威体制社会，社会成员往往缺乏足够充分的公共表达机制，这使得当社会在面对不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时，不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代表国家的政府部门也很难了解到社会的诉求进行相应决策。这种公共表达途径的缺失和断裂被认为是阻碍政府决策民主化的重要原因，在很多时候，它使得政府部门的政策行为成为部门利益保护的代言，或是决策者的空想产物，也使得在政策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无从得到纠正。因此，思考如何在改革进程中促进社会的公共表达，实现国家与社会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并使得政府对民意负责，基于民意进行决策，正在成为我国当代学者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项飙，1998；邓正来，2000；费梅苹，2001；高丙中，2001；郁建兴、刘娟，2002）。　　令人惊讶的是，上述问题在与我们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当代西方社会得到热烈讨论的商议民主理论「1」（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ory）中也得到了同样的关心。在西方社会，这一概念和理论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诉求，因而也有不同的侧重点，「2」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规范性政治理论包括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政府决策应该建立在社会成员公共商议的基础上。从这一点看，它与上述我国学者有类似的关怀。这一理论被引进我国学界和政府之后，因而也被寄托了一种与上述社会学者类似的愿望，如何在现行社会条件下促进商议民主，使政府决策建立在更加透明和公众参与的基础上，也成为我国政治与行政研究学者关心的操作性问题，并作为一种规范理想来促进我国政治的文明进程（陈剩勇，2005；陈剩勇、杜洁，2005；梁莹，2005；朱勤军，2004）。　　对上述规范性和操作性问题的关心成为本研究的背景和出发点。本文将解剖两个个案，在这两个个案中，由于新闻传媒的参与，社会得以就一些公共事务公开表达意见，并在传媒上进行公开的讨论和论辩，在此基础上，政府得以采取特定行为或政策来进行回应。也就是说，上述理想在这两个个案中得以实现，或部分实现。本文的任务即是力求理解这两个个案如何发生：如果说国家与社会在这些个案中得以发生良性互动，如果说以传媒为中介，商议民主得以部分实现，那么这个过程如何得以发生？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一过程？哪些新闻实践构成了上述过程？以此为基础，本文也希望对于理解当代中国传媒参与商议民主的现实，及其在当代中国社会条件下持续存在的可能性提出思考。　　一、背景、个案与研究方法说明　　本文所观察的两个个案均发生于本世纪初，都是受到传媒高度关注和报道的议题。　　其中一个可称为收容遣送议题，主要围绕以农民工作为主要收容对象的城市收容遣送制度及其衍生的收容遣送行为展开报道。「3」另一个则是以2005年初被发现的圆明园防渗事件为由头，引发的关于圆明园环境保护决策的相关报道。　　收容遣送议题（以下简称收容议题）出现在新闻传媒上，始于上世纪末。它登上传媒舞台，始于传媒对一些收容遣送事件的报道。所谓收容遣送事件，指的是部分农民工在被收容和遣送的过程中受到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如被殴打致死或致伤，被强奸，被非法索取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的个体事件。自1990年代末期起，此类事件陆陆续续登上传媒舞台，得到不同传媒经常性的报道，进而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传媒议题。伴随这类事件的披露和报道，也引发了大量评论和讨论。讨论主要围绕着收容遣送制度以及以此制度为出发点所引致的行政行为，包括，这些制度和行为是否合理合法，存在哪些问题和弊端，为什么会导致这些弊端，以及如何改变现存局面等等。在历时几年的新闻报道中，讨论和言论形成了强大的批评论述，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具体执行环节或是制度规则本身都构成了批评，至2003年4月的孙志刚事件及之后，报道、讨论和批评达致高潮。在这一事件之后不久，国务院做出决定，废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就此，一个构成和导致了对农民工基本利益侵犯的制度被废除。　　与收容议题不同的是，圆明园防渗议题（以下简称圆明园议题）则集中围绕圆明园管理处对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的改造工程这一事件展开。它在传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