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隐.docVIP

　　试论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隐” 　　放眼陶渊明的代表作，大多数都在向世人阐述的是其向往自然的田园生活的心境，这在当时有其自身的原因和背景，可以看作是不畏权贵的一种气节，更是大隐于市的精神境界。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描述了出仕以后赏心悦目的田园生活及其乐趣，从简短的文字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诗人那颗强烈的归隐之心。事实也如此，陶渊明41岁辞归，自此终身不仕，一直过着躬耕自给的田园生活。 　　而在陶渊明之后1000多年，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作家亨利?戴维?梭罗，在康科德镇原本很平静的生活，受到导师爱默生的影响，对超验主义的另一番独到的见解，并且亲身感悟自然，体验恬静的湖畔生活。1845年3月，他借了一柄斧头，孤身一人，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自己砍材，在瓦尔登湖畔建造了一个小木屋，并在小木屋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的时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梭罗自食其力，他在小木屋周围种豆、萝卜、玉米和马铃薯。他完全靠自己的双手过了一段原始简朴的生活。可以看做是一段隐居的生活，并写下了著名的《瓦尔登湖》。该书将自然生活阐释的淋漓尽致，令人神往。特别是书中贴近自然的极致唯美的文字描述，在那个推崇工业文明的社会，对比鲜明。 　　陶渊明和梭罗都试图摆脱现实的种种束缚，来到山林过起了“隐逸者”的生活，并且在各自的隐居生活期间都用文字记录下了各自不同的生活。那么，作为中西方的代表，人们在提到“隐者”时，不免会将二者相提并论，并作比较。虽然两者为对抗现实的选择了同一的方式，笔者认为通过二者的比较是可以找出其共同性和差异性的。 　　二、回归自然的一致 　　虽然陶渊明与梭罗分属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陶渊明深谙中国传统孔孟之道以及老庄哲学，另一方面，梭罗沿袭的是美国自由观的传统，但他们在实践行动上同样选择“隐逸”。至少对于他们来说，隐逸自然、返璞归真被看作是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保全人的完整性的明智选择。 　　陶渊明在自己的诗作中字里行间流露出从世俗社会遁退、归耕山林、隐逸田园的精神思想，如：他在《归园田居》中描述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羁鸟”、“池鱼”系现世中为世俗所困的芸芸众生包括他自己的真实写照，要想逃离这久困于己的世俗“樊笼”，大概归隐山林，过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才能得到真我的实现。“返自然”再次强调和点出了诗的主题和诗人的心境，因为这既奠定这组田园诗的基调，也是诗人人生理想和憧憬。 　　同样，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有过类似的表述：“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所以关于奢侈和舒适，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由此，对于社会的喧嚣与浮躁，以及那些所谓的“奢侈品”和“生活的舒适”都只不过是通往我们质朴生活的一种阻碍。简单才是最自然，梭罗如是说。 　　三、内心的升华的同一 　　陶渊明隐遁后的田园生活是躬耕劳作，早出晚归辛勤耕作。有如《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又譬如：“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觞远见候，疑我与时乘。”这些诗句折射出诗人当时已经近乎融入了山林生活。田园生活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从精神层面来看陶渊明达到了他当初归隐的目的，内心世界真正从“久在樊笼里”的挣扎与苦痛中得到了解脱升华。 　　“当我的锄头叮当地打在石头上，音乐之声传到了树林和天空中，我的劳役有了这样的伴奏，立刻生产了无法计量的收获。我所种的不是豆子，也不是我在种豆；当时我又怜悯又骄傲地记起来了，我的一些相识的人特地到城里听清唱剧去了。”在瓦尔登湖畔，除了漫步、阅读、与大自然对话，梭罗生活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劳动。不过，对于劳动，梭罗从来不把它当作生活的直接目的，而只是当作获取生活必须用品的一种手段。他在湖畔小屋每周平均的生活费用是27美分，这些钱只用于他自己不能供给的生活必需品，除此之外，他既不需要任何多余的东西，也不再进行任何多余的劳动。所以，梭罗整个冬天和大部分夏天，他都沉醉在一种自由的状态之中随心所欲地生活，他说“多余的财富只能够买多余的东西，人的灵魂必需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梭罗以自己的行动告诉世人，物质生活并非是决定幸福的唯一条件，在简陋的环境中也同样可以酿造幸福，也同样能够生活得非常富足。因此，梭罗同样在归隐自然后内心世界得到了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