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战国策派的文化特质.docVIP

　　试论“战国策派”的文化特质 1.　向外：德國，還是德國 　　「戰國策派」的理論資源皆來自德國：從作為「戰國策派」的歷史觀和方法論的文化形態史觀，到作為他們的哲學觀和哲學基礎的意志哲學，到他們追慕的「狂飆運動」，無一不然。這是同「戰國策派」對世界先進思潮先進文化的認識分不開的──他們認為歐洲文化中日爾曼文化才是主流，過去介紹西方文化多偏重英、美文化是偏頗的做法，所以他們要「用介紹德國文化來補救這缺點」3。 　　「戰國策派」三員主將亦從不諱言他們對德國文化的熱愛。林同濟視「尼采的《薩拉圖斯達》」為自己最愛讀的書4，甚至專文批評了當時一些翻譯中歪曲尼采（F.C.Kirby）的《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8，陳意新的〈中德關係與中國現代化模式〉9，丁建弘、李霞的〈中德學會和中德文化交流〉10，劉殿君的〈三十年代中德軍事關係及其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影響〉11等等，季羨林的《留德十年》12、陳西瀅的《西瀅閑話》13也提及當時留德的風氣之盛。 　　「戰國策派」的出現正是中德交流的必然結果。「戰國策派」的一個顯著特色，也在於它雖然有許多文章出自美學家或文藝家的手筆，但它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美學或文學團體，對德國文化中的審美精神的時代性和現實意義的關注才是最重要的，特別是對德國啟蒙時代的思想革命對中國人的啟發意義，以及尼采所提倡的帶有審美主義色彩的權力意志與酒神精神對中國人的意義，這些文章都予以高度的重視與強調14。如陳銓所言：「談現代德國史，我們必須維持一種客觀的態度。希特勒的侵略必須打倒，必須指斥，但，十八世紀以來，普魯士政治家如何把德國民族化分為合。化弱為強，化無能為光榮，整個過程中，大有可資我們借鑒之處的。」15從中可以看出「戰國策派」之所以熱愛德國文化，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能從中學到民族自強之道。 2.　向內：臧否五四？繼承五四？ 　　「戰國策派」因它理論的新奇偏僻和對戰爭雙方性質的淡化引來了巨大的非議，而它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膽臧否，則加劇了當時的左傾文藝陣營對它的惡評。雖然在實際上，「戰國策派」給了「新文化運動」總體以相當高的評價，但它又一直耿耿於懷「五四新文化運動」沒有像德國的「狂飆運動」那樣形成一種民族意識普遍覺醒的運動，使中國失去了借歐戰後短暫的和平局面來積蓄力量的機會。 　　但以「戰國策派」批評最力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來返觀「戰國策派」自身，卻常常意外地在表現僻異的「戰國策派」身上發現主流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內容：政治民族主義的目的、文化決定論的手段、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反省、功利主義文學觀。這種對比是有趣的，它既有助於我們對「戰國策派」較深層文化特質的認識和把握。而由二者的這種內在聯繫、似與不似，也會使我們更容易理解「戰國策派」，感受到「戰國策派」同人的拳拳愛國之心，體會到40年代知識階層的普遍的文化反省品格。 2.1　反思五四？ 　　「戰國策派」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批評和反思主要體現在林同濟的〈廿年來思想轉變與綜合〉16、陳銓的〈五四運動與狂飆運動〉17〈論壇·二十年前的錯誤〉18和雷海宗發表在《周論》上的〈五四獻言〉19這幾篇文章中，尤以林同濟、陳銓的文章最有代表性。陳銓在小說《狂飆》20中，也借小說人物李鐵崖之口表達過自己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看法。 　　林同濟認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旨與母題就是個性的解放，這種解放在當日是絕對必需的，但社會上實際行為的表現卻是，「一方面總嫌是個性不夠伸張，個性不夠活躍，另一方面卻又感到決籬屏藩，流弊已甚。正所謂舊的秩序已經否定，新的秩序無法誕生」。所以五四的作風必須向另一條路線轉換，要由「個性解放的要求一變而為集體生命的保障」。他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裏含有民族集體的意識，「目前民族生存運動的高潮」中也依然保留並且應當保留個性解放的種子，這正是文化及思想潮流的連續性和互動性的表現，但是不同的時期應該有不同的注意點和重心，「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毛病並不在其談個性解放，而在於它「不能把這個解放放在一個適當的比例來談，放在民族生存的前提下來鼓勵提倡21」。 　　陳銓則拿德國狂飆運動來觀照「五四新文化運動」，得出後者的影響和成績遠遠不及前者的結論22。他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很簡單，就是五四運動的先知沒有認清時代，以致犯了三個錯誤：把戰國時代誤認做春秋時代、把集體主義時代誤認做個人主義時代、把非理智主義時代誤認做理智主義時代。 　　雷海宗認為「對於舊思想舊傳統的重新估價，對於新思想新潮流的熱烈介紹」的「新文化運動」尚未結束，「今日仍需珍視自由探討的精神，虛心學習」，以「完成五四一代留給我們的重大使命」23，已然以繼承者為己任。 　　從「戰國策派」的諸多論著來看，「戰國策派」同人出於對世界局勢的大致體認，得出當今世界「角於力」24的結論。他們認為要想立足於強國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