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docVIP

　　试论“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 一 继承传统的考据方法 作为中国传统学 术 方法的代表之一，考据学早在春 秋 战国时期就已肇端。如《左传》即有“夫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于文，皿虫为蛊”等训诂文字之例。而《国语》所载的叔 向 解《诗·周颂·昊天有成命》之言，则更堪称考据学的正宗。到西汉，缘于今文经学盛极一时，章句之学亦由是发达，乃至于“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 [3](P1723) 。此后，为 了 辨识当时大量涌现的古文经籍，训诂学更是进入 了 一个繁荣阶段。如东汉郑玄、马融、许慎等古文大 家 便先后殚精竭虑，以训诂方法遍注五经。至宋代，由于 朱 熹将“格物 致 知”阐释为“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4](P4) ， 历史 文献 学愈益昌盛。 白寿彝 先生就指出：“ 向 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学问有汉宋之分，认为宋学是讲义理的，不讲究史料的考订、文献的研究，而认为清人的考据是汉学。这种看法不一定对。清人所谓汉学，实际上是从宋人的历史文献学 发展 而来的。宋人固然是以义理出名，但是他们在历史学上是有成绩的，在历史文献学上也是有成就的，清人的汉学，在一些领域里都是宋人所创造的。” [5](P514) 当然，在传统学 术 中将考据学方法推 向 极至的仍当属清代学者。尤其是在文字狱的政策高压之下，众人群趋朴学，以至于“ 家 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 术 近工眇踔善矣” [6](P155) 。这其中，“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 戴震诸 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 [7](P8) 。 由此看来，在中国传统学 术 的流变过程中，考据学方法可谓不绝于缕，并且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更为关键的是，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朴学这种注重考据的精神与方法，还直接构成 了 民国“整理国故运动”的学 术 渊源。 首先，从胡 适 等人的自述来看，他们从不掩饰自己对清代朴学的好感，同时也不讳言承受 了 其遗泽。如傅斯年便承认：“有几种事业，非 借 朴学 家 的方法和精神做不来” [8] 。后来，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更是径直号召同人“我们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 [9](P179) 。而胡 适 也说自己“深受近三百年来中国古典学 术 的影响” [10](P124) 。他甚至坦言：“我是崇拜高邮王氏夫子的一个人。” [11](P14) 顾颉刚也表示：“我爱好他们的治学方法的精密，爱好他们的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 致 用的精神。” [12](P33) 到晚年，他仍说：“我是一 向 佩服清代考据学的，以为它一扫宋明 哲学 的空洞的主观主义而走入实证的道路，接近于唯物主义。……是中国走上 科学 的基础，是民族文化的精华。” [13](P313) 至于他在 1923 年与郑振铎、周予同、王伯祥、 叶 圣陶等人成立的同仁团体，则更直接以“朴社”命名，以示承继“朴学”之意。此外，梁启超同样申明：“吾以为有一重要观念为吾侪所不能忘者，则吾前文所屡说之‘求真’两字——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同时，他还自认“所用研究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 [14](P119 、 98) 。 其次，从胡 适 等人所提出的治学精神与方法来看，他们确实与清代朴学一脉相承。例如，在治学精神上，胡 适 所谓的“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 家 ，以今文还今文 家 ；以程 朱 还程 朱 ，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 面 目，然后评判各代各 家 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它们的本来 面 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它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 [11](P6) ，就是脱胎于段玉裁所谓“故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理义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又如，在治学方法上，胡 适 指出：“考据之学，其能卓越有成者，皆其能用归纳之法，以小学为之根据者也，……‘以经解经’之法，虽以得途径，而不得小学之助，犹为无用也。” [15](P326) 这种认识无疑也是于清代朴学对小学功底的强调。 事实上，当时的学 术 界也普遍将“整理国故运动”视为清代朴学的后劲。 1920 年，梁启超在《清代学 术 概论》一书中就写道：“绩溪诸胡之后有胡 适 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16](P7) 魏建功也在 1926 年所撰写的《新史料与旧心理》一文中说：“我相信顾颉刚……他的方法……与清代经师的治学并不有什 么 迳庭的地方。”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