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本大企业的藩共同体性格.docVIP

　　试论日本大企业的“藩共同体”性格 关键词 ： 共同体 藩 大企业 共同体（ munity ）概念是作为 现代 资本主义的反论而被提出的。 19 世纪德国 哲学 家 F. 藤尼斯在其名著《共同体与社会》 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人类的群体生活形态，用二分法从人类结合的现实中抽象地概括出两种类型——共同体社会与利益社会。前者即共同体社会指的是拥有共同情感的社会集团，而后者即利益社会则指为了追求利益而被组织在一起的社会集团。西方学者一般总是将共同体的存在作为区分近代与前近代的标准。大体说来，通常将前者理解为是从“内在的原理”出发的“性善说”社会，属于前近代社会的组织，而将后者理解为是从“外在的原理”出发的“性恶说”社会，是近代以来产生的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组织。 西方的理论总是习惯性地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缺乏共同体结构，而且是以伴随着共同体的解体而出现的独立的个人为前提的，即如果共同体不解体，就不会有独立的个人产生，因此也就不会产生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有趣的是，这一理论却无法解释：在资本主义经济十分发达的日本，企业为何具有十分强烈的共同体特征，为什么在日本产生了西方没有的“企业共同体”这一经济（ 政治 ）现象 ? 那么，日本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为什么会具有浓厚的共同体色彩，为什么这一在西方早已被否定了的“共同体”精神（现象）依然能在近代以后“附身”于日本的企业，并伴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而在企业中得到发扬光大呢 ? 本文试图从日本“传统话语体系”中去寻找答案，通过对“企业共同体”在日本独特的人文环境中自我形成的历史踪迹的追溯，来探明其来龙去脉。 一 明治维新政府推行的“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政策和“废藩置县”改革，使习惯于“藩”这一“家”共同体生活的下级武士和农民阶层被剥夺了土地，从他们所热爱和熟悉的家园——藩共同体——中被赶了出来，不得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大多数人流入了城市，沦为近代企业的雇佣工人。对他们来说，不仅失去了可以回去的藩共同体，而且因为他们单身离开 农村 还同时失去了作为构成共同体基础的“家”。 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带着重建家园梦想的人们将希望首先寄托于以天皇为总代表的国家，而不是企业。人们将以前的以“藩”（国）为“家”转变为将整个日本作为“家”，形成了以天皇为总家长的家族国家。日本学者三户公认为，通过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国家是从以藩（国）为单位的“家”向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家”的结构的转变，即“在幕府末期，藩这个‘家 是由武士负责的，为了强兵富国（藩），推进了奖励国产、引入欧美式 工业 这一 发展 生产兴办产业的做法。西南强藩的下级武士推倒幕府后，形成了以天皇为总代表的国家这一家族国家，然后就把本来是为了诸侯领地这个‘家 的利益而推行的发展生产兴办产业、富国强兵的做法原封不动地搬到国家层面上来，即为了对付外来威胁而实行了富国强兵的基本国策。此时，由封建制向资本制转移的深层基础中贯穿的是‘家 理论，产业化和追求利润成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理念将受到蔑视的赚钱思想完全包装了起来，使其得到了升华，封建伦理、封建的观念形态完整地生存了下来，没有形成资本家社会” 。藩共同体解体后，人们开始带着巨大的不安与憧憬追求和幻想着国家共同体这一新的共同体组织形式了。 与此同时，“家”的观念也开始蔓延到近代经济组织中，如资本家把商店和企业比作“家”，并作为家业来经营，称自己是家长，职员是家庭成员，工厂企业是一个整体——“命运共同体”。在有关“家”的传统观念中，人们普遍认为家族成员不仅是有血缘关系的人，而且也包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1898 年明治民法颁布后，只有有血缘关系的人才会在 法律 上被承认为家族成员，这意味着从制度上将以前人们所习以为常的无血缘关系的伙计从家族成员中排挤了出去。鉴此，为了把这种“外人”作为就业人员与“家”（企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开始摸索建立一种新的观念，逐渐形成了“经营家族主义”这一具有日本特色的经营模式。所谓“经营家族主义”，即把经营比拟为“家”，将企业比照为过去的“藩”这一大家族，经营者如藩主，经营者与从业人员的关系如同父子，同处于企业（藩）这一共同的“家”之中。经营者作为家长，要像传统那样对企业内（藩内）的从业人员要有温情，要全面照顾到他们的生活，从业人员对待经营者要像对待父母亲那样言听计从，完全把自己交给对方。 这样，通过“经营家族主义”的运用，便巧妙地将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了具有共同体性质的日本式的企业，资本家和工人这对最基本的矛盾冲突关系成功地转化成了一种传统的家族式的温情关系。在日本，较早提出这种政策的企业是钟纺、国铁、王子制纸等公司。在当时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备的情况下，企业采取这种政策，无疑提高了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意识。美国学者阿伯克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