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少卫先武向田.docVIP

一九九四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 少卫 先武 向田 2007-07-17 15:46:52| 分类： 曲水流觞 | 标签： |字号大中小订阅 1994年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文章约270篇，不乏内容新颖之作。其中考古方面的文章有50篇左右。在220篇学术论文中，政治军事方面的约50篇，占22%；经济方面的20余篇，占10%；民族、思想文化、社会风俗和人物方面的论文仍是重头，共150篇，占全年论文总数的68%。现将今年所发论文择其要者，依次作一个简要概述。　　　　　　　　　　　　　　　　　　　政治军事　　本年度关于政治军事方面的论文，以制度方面的研究居多。　　张焯《汉代北军与曹魏中军》（《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认为，魏晋的中军是由汉代北军发展演变而来，相当于汉代南北军，驻扎在京城洛阳内外，担负着保卫京城、皇宫和对外征伐的任务。刘汉东《东吴领兵、复客、奉邑三制关系之研究》（《许昌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认为，此三制不是割裂而是配套存在的，都服从于领兵制，领兵制是一种将领对其所领兵户综合负责的组织管理形式，复客制保证将领的个人经济利益，奉邑制解决其中的军费来源。耿敬《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募兵制度的探讨》（《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认为，此时的募兵来源十分广泛，既可以来自不同地区，也可以来自不同阶层；身体健壮、果劲勇猛是募兵的选材标准，召募的方式可分公募也可私募；应募者享有一定的“赏赐”或“赐钱”，不是义务服役，募兵被用于各种战事，但一般没有常年服役。除非屯戍或驻防。募兵制不似世兵制和征兵制那样具有一定的规范，而是随意性极强，当时募兵制内容的各个方面都是在长期运用过程中逐渐形成，“浸以成俗”，却未曾将募兵制真正地制度化。在《论北魏太和八年的班禄酬廉》（《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一文中，杨际平认为班禄制带动了赋役制度和户口管理制度的改革，并间接影响到均田立法的颁布，班禄的实行，有助于澄清吏治，有助于进一步清除拓跋氏族部落制传统的影响，促进拓跋政权的封建化。张旭华《试论北魏的九流三清与官职清浊》（《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指出，孝文帝颁布并创革的九流三清制，继承了魏晋并适应了北魏门阀统治的需要，是一种专任士族并区分清官流品的等级制度，对消除北魏前期的氏族隔阂，加强胡汉统治阶级的进一步合流，有一定积极意义，同时它也进一步加速了士族的腐化。　　关于制度和问题的考证文章，今年数量不少。高敏《曹魏与孙吴的“校事”官考略》（《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指出，曹魏大约于建安十八年五月始设校事官，嘉平年间司马氏掌权时废除；孙吴的校事官始于孙权称吴王之后的皇武年间，随着孙吴政权的灭亡而完结。设校事官的目的是为了监察百官及军队吏民，校事官因制造冤案、混淆是非，加剧和激化了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遭废除。张旭华《魏晋时期的上品与起家官品》（《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认为，魏晋的乡品在三品以下的“下品”或“卑品”中，其乡品与起家官品的对应关系大致相差三品或四品，然就上品与起家官品的对应关系来说，既不是固定地相差三品也不是四品，而是表现为多层次的，在起家官品的高低上有很大的差异性。罗新本《郡国大中正考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对以往“州设大中正，郡设小中正”的传统观点进行了修正，指出两晋南朝时，在州设大中正，郡国设小中正的同时，郡国也设有大中正，它是中正组织系统中的一环，郡国大中正设在人口较多，地理位置较重要的地区。　　去年有关士族和世家大族的研究曾是热点，今年有所冷落，但尚有余温。牛贵琥《南朝世家大族衰亡论》（《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认为，南朝世家大族的衰亡，不仅在于自身的退化腐朽，更在于当时的政权性质产生了变化，已由门阀专政改为君主专政，朝廷对江东世家大族和北来的世家大族分别采取了拉拢和打击的政策，从而达到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世家大族随之退化走向衰亡。在个案研究中，宋晓梅在《麹氏高昌国张氏之婚姻》（《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中以张氏家族为线索，考察高昌汉族大姓的婚姻状况，认为麹氏高昌初期，高昌世族在严格的身份等级内尤其注重地域，中期世族婚姻则着眼政治经济实力，婚姻圈有所扩大，后期婚姻圈更加开放，这是高昌世族形成、发展到分化的过程，正反映了高昌国从初建到兴盛，最终灭亡的历史进程。程裕祯的《河东裴氏论略》（《山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指出，河东裴氏之所以活跃于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达800年之久，一方面是魏晋南北朝盛行的门阀制度，为那时的名门大姓营造了一个最适宜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靠的是裴氏族人“博识多闻”、“自幼好学”的文化底蕴，他们在促进民族间的交流、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丰富中国的学术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其他的论文中，高敏的《试论孙吴建国过程中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