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概述金戈.docVIP

一九九○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概述 金戈 2007-07-17 15:41:02| 分类： 曲水流觞 | 标签： |字号大中小订阅 一九九○年仍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丰收年。发表在各种报刊的论文约二百余篇，选题侧重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特点、民族融合的进程以及思想文化的时代色彩等方面，明显地反映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三届年会讨论主题的影响。学术专著有郑佩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研究》、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等相继问世。现将本年度的有关研究成果择要综述如下： 一、社会经济史研究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其发展趋势，在研究者中存在迥然不同的估计。有的认为进入这一历史时期后，社会经济不仅一落千丈，而且一蹶不振，久久未能恢复到战国秦汉时期的水平。张履鹏《魏晋南北朝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综述》（《中国农史》第3期）一文不同意上述论断。他认为，从当时社会经济的基本部门——农业来看，在继承汉代农业技术的基础上，生产力仍在不断地发展中，如在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气候资源利用的知识进一步深化，土地资源得到大量开发，水资源和生物资源也获得比较充分的利用。张学锋在《试论六朝江南之麦作业》（《中国农史》第3期）一文指出，作为今日江南仅次于水稻的主要粮食作物的小麦，正是在六朝时期传入和推广于这一地区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货币经济的衰落则是明显的事实。吴刚在《东晋南朝货币经济和封建体制的关系》（《学术月刊》第5期）一文中探讨了产生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他认为，这一时期的封建专制集权决定了币制变更的主观随意性，大土地占有的盛行，促使货币占有欲的膨胀，阻滞了货币的流通，大土地占有者对钱币采取抵制和追求的不同态度，加剧了货币经济的混乱。这些现象不仅成为阻碍当时货币经济的直接因素，而且进而限制和拖累了东晋南朝社会经济的发展。 区域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引人注目，尤其是江南地区的迅速开发，引发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简修炜在《中国古代区域经济史研究刍议》（《历史教学问题》第1期）一文中指出，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的全国经济重心南移问题，只有在地区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上，具体比较南北两大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具体地说，首先应当在农业和手工业两大部类中确定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具体指标，此外，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各地占封建国家赋税收入中的比重以及与其他地区的商品流通量也可以作为反映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参考指标。会稽郡在江南地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陈国灿《试论会稽郡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与作用》（《浙江师大学报》第1期）一文分析了会稽郡的经济地位、人口、政治地位和大族状况，指出该郡无论农业、手工业或商业均处于江南发展前列，是维系东晋政权生存的关键之地。河西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显著的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区。赵向群《汉晋之际河西经济区的变迁》（《西北师大学报》第5期）一文认为，河西作为古代经济区之一，开始形成于西汉中后期，经历东汉和曹魏的曲折发展，至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前的一个半世纪，呈现出初步繁荣的局面。符丽明《魏晋十六国北朝对河西的农业开发》（《北朝研究》90年下半年刊）指出这一时期河西的农业比汉代有所发展，具体表现为农业工具的改进，耕作技术的提高，经营方式上私营农业已占主导地位。人口的增加和前凉等地方割据政权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是河西农业得以进一步开发的主要原因。幽冀诸州是各族政权活动的舞台。牛润珍《魏晋北朝幽冀诸州要论》（《河北学刊》第1期）一文认为，幽冀诸州由于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的影响，发达的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腐蚀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建立在这种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西诸部族政权，因其发达而强盛，又因其封闭性、腐蚀性与不稳定性而在政治上不求进取，固步自封并腐化堕落，从而使得政权上下大幅度波动。 关于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本年度发表的研究成果不多。柳春藩《关于曹魏屯田的规模问题》（《史学集刊》第2期）认为曹魏一代虽然是屯田空前发展的时期，但与地主和自耕农的私有土地相比较，其数量仍然占少数；总体上看，政府的主要剥削对象仍然是广大的小农。屯田的作用只是在曹魏统一北方过程中显得突出些。葛金芳《论五朝均田制与土地私有化的潮流》（《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一文认为均田制同当时的地主和小农的各类私有土地，是一种并行不悖的共存关系。均田制不仅没有否定土地私有制的存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小农土地私有制的生存能力。均田制的实施实质上只是对土地私有结构的一种调整措施。汤其领在《东晋南朝世族地主庄园探析》（《苏州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中对东晋南朝世族地主庄园的阶级结构、经营范围、管理方式和经济效益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他指出，这一时期地主庄园的主要特点在于：宗法性减弱，等级性加强；规模较汉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