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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理及循道公会在昭通所做公益事业论述摘要：为了在中国社会开展有成效的传教工作，基督教传教士经过长期的摸索认定，必须在各地建立医院和开设学校。因此，公益慈善事业成为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助推器。从晚清以来，柏格理及其所属的循道会会在昭通及附近地区做了大量的公益事业，涉及教育、卫生和社会改良等多个方面，客观上促进了滇东北地区社会的发展。但这些事业毕竟属于外国教会管辖，其动机常不可避免地招致中国官民的共同质疑。因而在南京政府建立后，开始逐步采取措施对包括昭通在内的中国西南部外国教会事业进行抵制。不过从事后的成果来看，由于战乱频仍，这些政府事业的有效性并不太高，其最初的目的实际上也并未真正实现。 关键词：柏格理; 循道公会; 昭通; 公益事业 中图分类号:K291/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7-0136-05 如何才能让在传教士眼中视为生命的基督教义能为广大中国人接受？这是千百年来包括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内的传教士共同思考的问题。经过长期的摸索，他们慢慢得出结论，认定要想在中国社会开展有成效的工作，就必须建立医院和开设学校。正如卫三畏所说的那样，采取”一些辅助性的方式”对于传教事业相当重要。1834年10月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一来到中国，就创立了广州眼科医局，把医疗事业作为“福音的婢女”。无独有偶，柏格理在昭通也几乎无师自通地做起了牙科医生，替病人拔牙，虽然此前他并没有从医的经验。因为他们都很清楚，这些事业有利于培养传教士与当地群众的亲近感，提供了传播福音的途径，总之，公益慈善事业是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助推器。 一、新式学校教育 循道公会在昭通所做的公益事业，以教育和医疗为最显著。这两项工作在基督教各差会的传教使团中都有深厚渊源。早在1853年12月，即中华循道公会入华后两年，俾士、郭修信和毕治这三位最早来华的传教士，就在广州召开首次会议，正式决定在传教工作中附带性地开展教育事业。教育事业是俾士牧师一直坚持开展的一项重要事业。他曾经告诫会众：要发展传教事业，教会必须搞教育，否则没有前途。［1］（P28）每当教会礼拜堂、福音堂有驻堂牧师或宣教师时，俾士就要跟这些堂会联办小规模的日校小学。1853年8月，俾士在广州增沙里建立教堂时，已经附设男校 (解放后为广州第四十六中学)，此后又大力开展女子教育工作。虽然当时的大多数学校规模都不很大，但通过办学校，传教士们却可以让部份中国年轻人有接受到教育的机会。因为这些学校并没有限定只收儿童，因此常常有成年人到学校来上宗教课和其它普通科目的课。据说，广州女校学生的年龄，由八岁到八十岁不等。当时的传教士也都尽量把《圣经》描述得浅显易懂，使它对一般民众更具有吸引力。 循道公会在昭通办的学校，按民国《昭通县志稿》的记载：“一在东城外，前清末年立。自民国以来，照部颁章程办理小学中学。六年正式改办中学。十五年组成校董会，始聘华人为校长。至二十一年，延唐富泽任职，乃向政府立案，定名私立明诚（初名宣道）初级中学。逐年加增，近已办至中学四班，附设小学六班，共有学生四百余人。校址宽阔，设备周全。教育原则悉遵部令也。一在城中，设有女子两级小学校，一所名有美学校（附设幼稚园）。此外，各堂会均有两级学校。”［2］（P25）从昭通近代历史来看，循道公会实际上开了昭通新式教育风气之先。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被日本这个从不对中国构成影响，甚至大多数中国读书人都不知道其具体位置的国家打得一败涂地，一时间举国哗然。但甲午战争的惨败，也使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比较清醒地意识到国家制度的弊端，从而为深层次的变法改革拉开了序幕。在变法维新的众多建议与措施中，废除所谓“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八股取士，兴办新式学校，从而造就专门人才，是呼声很高的一种。刚刚从英国度假回到昭通的柏格理，敏感地意识到中国教育将要发生的变化，加上基督教会对办学的本能热情，使他下定决心在昭通大力兴办新式教育。在他的眼中，中国原有的义塾根本不能适应现代教育，而且他还有一个理想，即仿照西方男女平等的原则，建立女子学堂。柏格理为此一边把原有的义塾扩大范围，改建为新的学校，并为这所学校定名为“中西学堂”，取其“融贯中西”之意，一方面另购地基建设女子学校，落成后定名为优美会女学堂。男女两校均添聘教员教授中国文学。他和妻子埃玛分担地理、算术、卫生等学科，向学生讲授西方先进科学知识。1898年2月14日，中西学堂开学。一所收男生，一所收女生。一开始有9个男孩和12个女孩前来读书。虽然考虑到昭通社会的接受程度而暂时实行男女分校，但新学校同时招收男女学生的消息还是让很多人震惊。许多女孩入学之后不久，就迫于社会压力而不辞而别。尽管如此，昭通最早的新式学堂还是在集贤街落地生根了。 而当柏格理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