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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国学教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摘要： 梁启超从塑造国民的角度提出国学教育思想。他的国民塑造主要包括德育和科学素质教育。梁启超找到了西学与国学相通性的部分“道德”和“科学”，并确立了国学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他的国学教育思想为当前解决如何避免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构建成他者，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构建一种普遍性意义的中国文化主体等问题提供了思考。 关键词： 梁启超； 国学教育； 德性修养； 科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 82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2)04007904 近代以来关于“国学”的定义争论不休，陈独秀曾断言“国学”的定义再过一百年也争论不清楚。虽然国学的定义没有形成共识，并不意味着国学教育没有意义或者国学教育不存在。梁启超的国学思想在近代的影响最大已是学者们的共识。本文从梁启超的国学教育思想的提出、主要内容及其现代意义来论述。 一、 梁启超的国学概念与 国学教育思想的提出关于近代“国学”概念发端的争议并非针对文献出处而言，主要在于界定近代“国学”与传统“国学”的含义之别。近代“国学”的提出主要解决西方学术对传统学术的冲击，所以近代“国学”首先强调的是国学固有的学术价值，其次是国学本身的文化价值。1902年在日本的梁启超拟办《国学报》，在给黄遵宪的信中第一次提到“国学”， 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第一次用“国学”替代了“中国学术”。 梁启超国学教育思想从萌芽到实践，经历了复杂的过程。梁启超的国学教育观源自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以变法为核心的“开民智”目的是通过“人的革新”达到政治的革新。1902年他公开放弃儒教为国教的观念，并批判中国传统儒家道德有碍于近代国民的塑造。梁启超认为在科举制度下，儒家的道德、政治和伦理决定了人的塑造和学术研究的内容。他拟办《国学报》目的就是“养成国民”，“去旧学磨洗而光大之”。可见，他从学术和教育的角度思考国学，力图解决近代国民塑造和文化革新的问题。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梁启超的“新国学”思想，又增加了“世界国民”的构想。1922年梁启超执教清华，开始践行他的国学学术与育人结合的理念，明确提出国学教育就是要“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和“在学术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1］1039两个目的。 我国近代教育的弊病是缺乏教育宗旨，尽仿西学，结果塑造出了被它化的国民。梁启超提出“教育二字之界，知其为制造国民之器具”［2］1355的宗旨，教育的目标是“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3］550。梁启超国学教育目的是要国民形成一种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民族精神，并且这种精神能真正成为人们生活中判断、解释、处理问题的规则和依据。这种精神由个体团结成群，最后凝聚成一个民族国家。梁启超将国民教育融入民族主义理想，希望通过塑造新国民来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二、梁启超国学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梁启超国学教育思想内容主要包含道德修养和科学教育两个方面，即希望青年人“知识上要有科学的理解；品格上要有自律的情操”［1］906。1.德育梁启超认为现代社会仅以智力程度作为民众的标准，远离治本原则。我国自洋务运动模仿西式教育以来，东西诸国智育书籍汗牛充栋而无裨于德育。国学教育最重要功能是德育，“夫言群治也，必曰德、曰智、曰力，然智与力成就甚易，惟德最难”［3］630。梁启超认为德性的学问不同于科学方法，是做国民的必要条件。梁启超认为西学不具备靠内省取得人生智慧的功能。中国的伦理虽然存在不足，但是中国的道德绝对没有缺点，所以中国国民的教育必须从本国文化中寻找。 1902年张百熙在《进呈学堂章程折》中对中西学制的牵强比附，说明国学在西式学制里处于尴尬地位。梁启超将国学中格致和伦理部分归并于西学的科学知识，归属智育范畴。国学中的道德修身的部分归入德育范畴，国学成为“智育中的德育”。这样处理减缓了国学与西式教育体系的冲突，将国学顺利地纳入西化教育体系中。他给青年学生推荐国学书籍的原则是把德性修养放在第一位，尤其是阅读儒家的约束性技巧的修身格言书籍。梁启超希望个人“私德”修养的圆满通过群体力量转变为国民的公德，所以他认为“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要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要义”［3］622。 关于德育方法，梁启超受王阳明的唯心论影响，最推崇陆王学派“致良知”，重实验，非功利和求自由的修身理论。 由于“良知”属于精神范畴，人是由精神和物质构成的，所以要不断存养，以压制物质生活，达到精神自由的目的。德性修养的重点在于存其心，养其性，以保存善性的人格，然后发扬光大。儒家哲学的根本精神是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