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困境及其超越-论《黄金时代》.docVIP

正名困境及其超越:论《黄金时代》摘 要］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揭示了一个特殊时代的“人”的困境,但困境背后深隐着文化、政治、道德、性别关系等诸多问题,问题聚焦于陈清扬和王二这对男女的“性事”,对此的命名、评判和惩罚使“性”成为诸般观念和力量博弈的战场。作者以“黑色幽默”的叙事风格描述了处于劣势的当事人如何以理性清明的坚定信念和狂欢化的游戏策略,逆转了无端受虐的人生颓势,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个人的自我救赎,因之,《黄金时代》在“文学是人学”的层面展现了王小波的雄心和抱负,也在此高度呈现了这部经典的价值。 ［关键词］ 王小波;《黄金时代》;污名;正名;黑色幽默;主体建构;救赎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2-0081-07 王小波称中篇小说《黄金时代》是“我的宠儿”,在它上面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几乎与其生命最为重要的阶段相始终,“从20岁时就开始写,到将近40岁时完篇,其间很多次重写。”［1］这篇小说镂刻着作者思考人生的轨迹和痕迹,是理性思索和感情润泽的结晶,记录着他锤炼小说技艺的艰辛和成就,也标志着他所认同的小说创作的“完美”境界,那就是“一切可用的心血都已用尽,个人已再无力量去改动它,剩下的事情就是把它出版,让别人去评说”。《黄金时代》就是作者已经没有“改动的冲动”的近乎完美的小说,无论就内容还是形式而言,《黄金时代》都是王小波至为重要的代表作。 然而,当小说交付别人去评说时,遇到了与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陈清扬类似的“正名”的烦恼。细究烦恼的渊源,莫不与作家批判并逆转了惯常的涉及“女性”和“性”的陈腐观念有关,陈清扬从正名的烦恼到正名的困境再到正名的悖论直至从精神层面超越和摆脱这一切枷锁困扰的人生历程,小说都细致入微地揭示了观念环境对人的围剿和异化,尽管嚣嚣尘世充满了重重阻难,但作家依然将之命名为“黄金时代”,因为那种激情确乎是别个人生阶段断然难以呈现的。 一 《黄金时代》的开头显得十分突兀:“我二十岁时,正在云南插队。陈清扬当时二十六岁,就在我插队的地方当医生。我在山下十四队,她在山上十五队。有一天她从山上下来,和我讨论她不是破鞋的问题。”［2］1小说只用三言两语便劈面点到问题和症结的要害,若按陈、王二人所作所为被安上的“作案”的罪名来分析,这简洁的开头,甚至比一般的案情记录都更言简意赅。 小说的叙事缘起和动力围绕着陈清扬的“污名”问题。关于陈清扬是“破鞋”的谣言,虽然找不到制造谣言的源头和具体的传播者,但却不是空穴来风,而携带着文化本身对特定性别、特殊境遇的人进行惯常想象和道德界定的必然性。“破鞋”体现了罗兰?巴特所谓的“命名与价值判断同一”的特点,小说藉此书写人物的遭际和命运,从“命名的暴力”迅速衍生为诉诸肉体和尊严的权力规训的暴力。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五伦”中,女性没有独立的身份和相应的人格地位,她们需由男性对之加以定义,或是某人之母,或是某人之妻(妾),或是某人之女,或兼有这几种身份,女性在每种“二人关系”中都处于从属地位,是伦理秩序规定的绝对的被支配者,而且这种被支配关系还有一个流转、移交的程序,即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而失却所从之人,如俗话所说的早岁丧父(母)、中年丧夫、老来丧子,是一个女人的大不幸,不仅有断绝经济来源无以养身的困窘,而且被归入“鳏寡孤独”一类,沦为秩序架构的边缘,其身份的暧昧和不确定性常常使之成为被审视、质疑、歧视、践踏的对象,而且极易被认定为私德有亏的不稳定因素。“五伦”俱全，依惯性优游、安稳度日的秩序中人,不免带着炫耀的心理、怀着不言自明的道德安全感去打量、揣测这些被命运甩出(伦理)圈外的人们,而且这种打量常常受集体无意识的支配演变为一种出于晦暗隐秘心理的窥视,揣测也因优势者的肆无忌惮而加多了恶意的成分,于是,弱势一方的个人不由自主成为任众人宰制、凌虐的猎物。 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一个有着明显和强烈“厌女症”的文化。“厌女症”是“指父权制社会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对女性的诋毁、诽谤和虐待,也可以理解成是任何社会以明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女性毫无道理的恐惧和痛恨”［3］。一位美国传教士在他关于中国人性格的著作中,从中国语言的结构分析中国人对妇女普遍抱有的心态,称“一位优秀的汉语学者仔细地考证了一百三十五个女字偏旁的常用字,发现其中有十四个是褒义词,如好、妙等等,在其余的汉字当中,有三十五个是贬义词,八十六个是中性词。但是在那些贬义字词中,有些是中文里意思最不好的词汇。女字偏旁与表意的另一半合在一起,表示欺诈、欺骗、邪恶、不忠、自私(可能指奸、妄、妖、妒等汉字——译注)等含义;三个女字合起来,意思就是乱伦、通奸、诱奸和私通”［4］。中国文学历来不乏负面的女性形象,有褒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