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视阈下大学生贫富差距问题及其消解.docVIP

社会分层视阈下大学生贫富差距问题及其消解摘 要：高校大学生分层和贫富差距问题是社会分层问题的折射。这一问题已然成为构建和谐校园的负面因素。本文认为：保障民生，缩小社会性收入差距；提高合理的社会流动性；进一步加大政府在促进教育公平中的核心作用；弘扬大学精神和独立的价值判断体系，乃是当前消解校园阶层意识和贫富差距问题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社会分层；大学生；贫富差距；价值取向；和谐校园 中图分类号：D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8-0019-03 大学生贫富差距问题是社会和高等教育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之一。大学生贫富差距是家庭的经济状况、社会资本、居住区域、生活习惯、消费方式等方面差距的具体表征，实质是社会阶层分化的直接体现。近年来，大学生贫富差距问题已影响到和谐校园的构建。因而，在社会分层体系视阈下探讨消解大学生贫富差距问题的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深刻变化 如果说，所有的社会及其不同时期都存在着如同地质结构一样高低不同的等级层次，是符合实际的。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社会分层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即独特的政治性分层和身份制特征。当时，我国高度的政治化社会背景使各个阶层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刻度。“社会成员获得社会地位的方式通常也取决于政治性因素（政治出身、政治表现、政治面貌），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距离决定着人们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和数量。人们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政治差异。”[1]237除此之外，社会分层的另一特征则是身份制的制度体系。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登记条例》，标志着城乡二元身份制的定型，从而构建了中国城乡阶层分割的基本框架。身份制一方面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由于身份制通常是“一种赋予了特殊权利的等级类别”，[1]238而且这种等级类别得到法律的认可和维护。因而，身份制作为一种刚性的社会分割制度，使不同身份的人在分配社会资源和生活机会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影响面广且难于跨越。毋庸置疑，无论是政治性分层还是身份制标准，其最大的弊端就是排斥公正、公平与竞争，极大地束缚和压抑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引发了社会分层体系的深刻变化。社会分层标准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状况，比如收入、职业、教育程度、家庭背景、居住区域和权力等等。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因素（财富、收入）在中国社会分层中的影响力尤为突出，经济分层成为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社会分层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国从政治分层为主体的社会转变为经济分层为主体的社会。”[2]从这一现实出发，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确定的社会分层的三个关键维度来描述目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现状，仍然不失一定的适用度。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标准，是西方社会分层研究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至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着不同的社会分层理论的研究。如果用做过某些修正的韦伯术语来说，这三个维度就是财富和收入（经济地位）、权力（政治地位）和声望（社会地位）。[3]财富、权力和声望三者之间经纬相连，任何一方的变化都直接或间接改变其他两个方面。就财富而言尤其如此，它可以比较容易地换取“权力”和“声望”。如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权力或社会声望方面的交换；有更多机会把自己的子女送进条件优越的学校去接受教育并在之后安排其从事体面的工作；有更多机会用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来显示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并张扬其生活价值观等，诸如此类，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 从某种意义上说，尤其是针对中国传统社会而言，经济分层取代政治分层和身份制是一种社会进步，是社会分层和社会公平基本原则的重大变革。但是，与此同时，经济分层取代政治分层意味着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以贫富差距明显扩大为外在表征。通俗而言，收入水平是判断人们经济地位状况的重要指标。因而，可以说，贫富差距的基础问题就是经济收入的差别问题。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的变化来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通常国际上以此来测定贫富差距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基尼系数逐年上升，1978年为0.18，1981年为0.29，1997年为0.3706，2010年为0.48，已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4]财富集中化则从另一角度证实了贫富差距的现状。上世纪60年代，我国最高收入的20%的人口在全部收入中所占比例约为36%—37%，最低收入的20%人口约占7%—8%。时至90年代初至中期,最富有的20%的人口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上升到约47%，最低收入的20%人口所占份额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