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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转换职业生涯——访美国前国务卿赖斯  采访者：凯瑟琳 ?? 贝尔（Katherine Bell）  凭借不畏失败的勇气与毅力，赖斯（Rice）在艰难时期登上了权力巅峰，尽管批评家们认为她并不具备必要的经验。35岁时，她出任老布什总统的苏联事务顾问。1993年，在斯坦福大学深陷预算危机之际，她临危受命，成为该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教务长。2001年，她被小布什总统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家安全顾问。在经过八年的华盛顿政治生涯后，赖斯重返斯坦福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并任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 编者注：本次采访的精选内容刊登于哈佛《商业评论》杂志2010年3月号。 《哈佛商业评论》：时隔8年您又回到斯坦福大学，有何感受？ 赖斯：感觉好极了。从某些方面来看，我觉得自己仿佛从未离开过斯坦福。我早在1981年就开始在斯坦福任教了，所以现在可以说是回家了。这次我是在商学院教书，以前我还没在商学院教过书，但是我熟悉教书，也熟悉斯坦福，还熟悉斯坦福的体育运动。所以，再转回以前的角色，对我来说没什么困难。我已经做好了准备离开政界。 您的职业生涯有过数次跨界的重大变动。您是如何完成这些转变的？ 我坚信，人不应沉湎于过去。无论你以前当过什么，都不要老想着回到以前的那个自己。比如，我会告诉自己，我不是苏联事务前特别助理，而是新任教务长。我不是前教务长，而是新任国家安全顾问。现在，我也不想顶着前国务卿的名号。我觉得，要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就更容易适应新环境。 你必须忘却以前的工作环境，转而适应新环境。但是，在这些角色之间来回转换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你会带来一些新技能和看问题的新角度。 您从学术生涯中获得的哪些知识对于您在国务院的工作最有助益？ 我觉得有一点必须牢记：大多数组织都不想变革。它们已经体制化了，它们有一套自己的传统、规范和专长，很难改变。我在学术领域所做的许多研究都证明，组织通常在遭遇挫折后才进行变革。成功时，很难让它们变革。而一旦发现不得不变革，往往为时已晚。所以问题是，你如何让一个比较成功的组织去应对新挑战。我对组织发展的研究，对于我领导国务院步入后“9·11”时代的世界大有帮助。 我觉得三件事情很有帮助。首先，你必须描述组织过去是怎么成功应对变革和困境的。于是，我在国务院就大谈它在二战后是怎么做的，又是怎么为成功结束冷战铺路的。 其次，如果你能在组织中找到符合变革方向的非主流言论，那会很有帮助。我在国务院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让它更多地走出去，减少在伦敦、巴黎等首府做政治报告的人，增加派往喀布尔、巴格达军事基地考察、合作的人，还有在危地马拉高地、莫桑比克艾滋病诊所为那里的援助人员提供支持的人。我发现，国务院实际上历来就有人在贝鲁特、哥伦比亚和叙利亚等地的艰苦条件下工作。我们可以把这些经历端出来说，以前的国务院官员们也做过这些事情。我还会密切关注我们在奖励什么行为。如果你说组织应该做x，可你实际却在奖励y，那么人们就会接受这样的信号。国务院大概有30个左右的奖项是为政治报告所设的，但是为民事/军事合作设的奖项一个也没有，为支持人权所设的奖项也很少。我们所奖励的行为与我们所倡导的国务院的发展方向完全背道而驰。 最后，你还必须要看有没有一些障碍在阻止人们做正确的事。在优秀的组织里——国务院当然是一个优秀的组织——人们大多想做正确的事，我认为在斯坦福也是这样，人们不想当绊脚石，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些障碍让他们很难去做正确的事。例如，在国务院，我需要阿拉伯事务发言人到巴格达这样的地方去，这就要求他们走出开罗。但是如果他们离开开罗，他们的家人就得千里迢迢搬回美国。所以，我们得想办法让他们在巴格达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家人仍能留在开罗。 当您从国家安全局调任国务院时，您曾说过，与参谋职位相比，您更喜欢直接主事。现在回顾那段日子，您还是这样想吗？ 我喜欢在白宫的日子。我离总统只有几步之遥，我每天可以看到他六七次。我崇拜他，喜欢与他那样近距离地共事。但在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时，我更像是通过遥控来影响外交政策。“我们能否让国防部长做这个，让国务卿做那个？”所以，你说的对，权衡下来，我更喜欢出任国务卿。 有人评价您的管理风格是强调制度、等级有序。您如何评价自己的风格？这些年来，您的风格有什么变化吗？ 我不认为自己有很强的等级观念。例如，我的办公室大门向几位助理国务卿敞开。他们并不需要通过任何人来见我，因为他们是我手下的事务主管，他们是那些必须做实事的人，我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这些人得到了充分授权。但我不认为国务院的每个人都应该对外阐述美国政策。那会引起混乱。 在我第一次当教务长之前，我连系主任都没当过，更别提当院长了。起初，我都不知道如何授权，总是想去把别人的活儿都干了。后来我认识到，这样下去会让自己抓狂，而且